浦熙修：他生未卜此生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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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京：老记者有了新问题

1949年6月，母亲一个人从上海来到北京。不久，我跟弟弟也从上海来到北京读书。那段时间，我觉得母亲在耀眼的阳光下心花怒放，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照得都睁不开眼”。母亲到了北京之后，有三个报馆可以选择：光明日报、新民报，另一个是文汇报。母亲之前曾经在新民报工作，再加上过去的老板陈铭德也非常希望她过去，于是她就去了新民报，后来她觉得新民报在北京的劳资关系比较复杂，就从新民报退出了。光明日报她也去过，但是她觉得光明日报是党派报，而且她又是自由惯了的，所以没有多久，她觉得不能适应，也就退出了。

正好又有文汇报的老总徐铸成邀请她到文汇报，她也觉得那里更适合她，就过去了。母亲进入文汇报之后，开始是文汇报的副总编辑兼北京办事处的主任。徐铸成从报社拨出钱，在现在的灯市口西口朝阳胡同那块买了房子，就算建立起了办事处。当然，现在那里，已经没有任何痕迹了。

在过去的年代里，母亲在新民报是以跑独家新闻和专访著称。母亲到了文汇报之后，也跑了一些独家的新闻。后来规定重大新闻必须统一用稿。她觉得，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适应这种新的形势。我听过去的一些老人说起母亲，说她四面八方的关系都有，到哪里都不愁没有新闻。在那段时间，不仅是母亲一个人感到困惑，就连她周围的同人也感到困惑，文汇报之后就转向教育方面的报导，版面也很少。1956年5月，文汇报停刊并入教育部领导的教师报，母亲也跟着转入了教师报。

母亲在北京的办事处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她接受上海的领导，她在北京的办事处并没有党组织。解放前，母亲曾经多次提出要求入党。解放之后母亲跟领导提起入党的事情，得到的答复是：五年之后再说吧。

原因是什么呢？她心中明白：又是因她和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政客的罗隆基的交往。母亲去世之后，不少过去跟她交往过的阿姨伯伯们告诉我，母亲虽然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但是在思想上一直比较单纯，没有多深的城府。入党不成，她的内心感到压抑，在政治上感到非常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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