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而希特勒的这种想法也正是普鲁士一脉相承的军国主义理念的折射：在凭借王朝战争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成立次年，便发布《1872年德意志帝国军法典》以统合各邦军队的军法纪律。逃兵被视为脱离军队甚至国家，辜负全体国民的行为，而不论其动机如何。随着纳粹夺取政权，希特勒“领袖原则”确立，德国军人的效忠对象从国家转为了希特勒一人。在1934年8月20日，国防军效忠希特勒的誓词被写进法律：“我在上帝面前庄严宣誓，将无条件服从德国及人民的元首，国防军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的命令，作为一个勇敢的军人，我将随时牺牲生命以信守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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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的是，当纳粹战犯们平生第二次提起这一誓言时，往往是在纽伦堡法庭上以“不得违背誓词”为自己辩护。
而更惊人的是，恰恰“逃兵”才是一个德国人在服役生涯中真正自主做出的选择。1935年5月的《国防法》打破了《凡尔赛和约》，在“为德意志民族的荣誉效劳”名义下恢复义务兵役，1936年起所有未满18岁德国青少年都要加入准军事组织希特勒青年团，为18岁服役做准备。军营成了每个德国青年最后一个接受教育的地方，他们在纳粹德国斯巴达式的军营里成为“无所畏惧的前线勇士”，无限服从元首希特勒，保卫“为争夺生存空间而战的民族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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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伴随着战争迫近的脚步，希特勒甚至不满足于把德国的青年、军人套上军规的桎梏。1939年8月26日，在闪击波兰开启二战欧洲战场前五天，臭名昭著的“1938年军法”生效，发明了“破坏国防力量者处死刑”这条史无前例的罪名，无论在前线还是后方均可适用，即便随口议论政治亦可据此入刑。军法管制对象从军人扩大到全体国民。到纳粹土崩瓦解之时，至少有三万人被以此定罪，超过一万六千人被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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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甚至超越了近百年前被抨击为“欧洲军营”的普鲁士，用严酷的军法将整个国家与所有国民牢牢禁锢，为希特勒政权的侵略野心提供血肉炮灰。
“希特勒的逃兵”
在希特勒的设想中，在他的军规约束下，优秀的雅利安战士应舍生忘死地为帝国消灭“劣等种族”，开拓生存空间，并无人身自由可言。依据“1938年军法”，无论什么理由，只要擅自离队超过一天，就要受到处罚；超过三天要拘禁一年至十年；返乡休假必须时刻穿着军装明示身份，一旦脱下视同脱逃，原则上处于死刑。1940年4月14日，希特勒明确表示凡“胆小怕事、担心自身安危”而逃跑，抑或越境国外者均应处死。凡逃兵，其判决书上均明示：“作为德国士兵，绝不应犯下逃跑这种恶劣无耻的罪行”。二战末期，心狠手辣的纳粹更是推出了“就地速判速决”的规定：哪怕逃跑的是将军，也可由连队长“在部队面前立即执行死刑”。3月时，末日将近的希特勒甚至公然下令对逃兵家属进行连坐追究。与今人印象中鲜衣怒马的纳粹军人印象不同，真正的纳粹官兵是毫无自由、家人受制的“贼配军”，时刻在盖世太保、宪兵与军中同僚的监视之下。
然而，严刑峻法根本阻止不了不堪忍受非人束缚的德军官兵。从1939年9月开战到1945年5月终战，德国国防军共有约三十万人逃跑，其中十三万人被逮捕，三万五千人被判处死刑，约两万四千人被执行死刑，超过十万人被送进惩戒营或军事监狱，其中最终存活的仅四千人。如此逃兵数量，远高于其他盟国。事实上，随着盟军攻入德国境内，依照1944年10月希姆莱发动全民游击战的“狼人行动”与1945年3月19日希特勒旨在坚壁清野继续抵抗的“尼禄法令”，任何一个未参与阻击盟军的德国军人和平民都成了要加以格杀的“逃兵”。大量挂着“失败主义者”条幅的尸体，被灭亡前夕发泄杀欲的纳粹屠夫吊在路灯与电杆之上。
而在这泛泛的“逃兵”人潮中，路德维希·鲍曼与众不同。这位青年十五岁时便坚决拒绝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并自此之后拒不加入任何纳粹组织。然而无论怎样厌恶纳粹，他也只得在1941年2月6日接受服役——在军国主义传统浓厚的德国社会，一旦拒绝参军，亲人便会被邻人斥责为国家民族之敌，面临当局惩罚和社会压力。但他不肯服从希特勒的意志与国防军的驱使，拒绝接受军中“规矩”服侍长官，为此遭到体罚可仍不屈服。在法国波尔多服役的过程中，他结识了汉堡同乡库尔特·奥尔登堡，故乡港口的发达贸易，让这两位年轻人有着不同国家紧密相连、大千世界人人大同的共同感受。1942年，当同行官兵欣喜若狂地观看“巴巴罗萨计划”纪录片中德军高歌猛进的场面时，映入他们眼帘的却是饱受虐待的战俘与“饥饿作战”消减“劣等人口”的惨象。这场战争就是犯罪，他们不能做帮凶：“我不想杀人，我想平凡地活着，我要逃走，我要自由！”1942年6月4日，明知逃跑是死罪的二人偷取武器，脱下军装之后，在法国友人接应下出逃，但当天便被拦截押回波尔多。他们本可以凭借武器进行抵抗，但善良的二人贯彻了“不想杀人”的原则：“我们做不到。”
饱受严刑拷打的二人没有出卖帮助他们的人，被军事法庭判决死刑，关入波尔多军事监狱。纳粹将这两个“冥顽不灵者”关入单人牢房，日夜戴着铁镣。每天早上看守打开附近牢房铁锁“出来，行刑了！”这样的叫喊成了伴随鲍曼一生的噩梦。在监狱里，他目睹了国防军射杀九十名包括儿童在内的难民，孩子在众人的哭嚎声中被从父母身边拖走，一一射杀。“从那一天起，我不再把政治当作与己无关之事，我痛恨战争，痛恨纳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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