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
这里所说的组织既不是政府的组织，更不是江山易主后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日后农会在台湾农业的复兴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晏阳初堪称农会发起人。
几日后，便是针对晏阳初的这篇文章，费孝通撰文“评晏阳初《开发民力建设乡村》”：
晏
先生所提出来的理由很值得怀疑。他首先把饥饿、物价、战争作为现实问题是以现象代替了问题，因之忽视了造成这些现象的当前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晏先生提出
30
年前的事来作为不必从这些基本问题下手的理由。这如果能成为理由的话，必须是晏先生在过去
30
年的做法解决了农村问题。事实上
,
除了晏先生自己，很少人士认为这前提可以成立的。晏先生在农村工作上有他的贡献，但是过去
30
年的历史却说明定县路线并没有解决农村问题。在我看来，定县实验的最大缺点就是不从社会制度去谋改革。
为什么不从土地制度入手不能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呢？……简单说来，在农民的负担中，地租是一个重要项目。过去几年的内战主要关键，在我看来，也就发生于土地制度的争执上。农民业已自觉，要求改革这不合理的制度，而地主阶层硬是要维持这特权，不从国家全体利益打算，而从阶级利益打算。和平方法既不能解决问题，结果引起战争。战争又增加了农民负担，征派跟着一层层加上农民肩头，反抗的势力更扩大。
我并不愿意从政治立场上去批评晏先生的用心。但是晏先生自己却应当明白，以往他是以私人的资格，为社会服务，能做多少就可以说是他的贡献，批评者必须从他所做的事上着眼，不应当从他没有做的事上去挑剔，但是现在他的任务是代表政府去实行农村政策，他就得负着政策的责任。如果这个政策并不能复兴农村，反而避重就轻
,
以慈善家的救济态度来拖延农村问题的解决，他将因这政策的错误而受到指责。……晏先生的乡村工作是技术性的，当中国社会矛盾的死结解开了
,
他所提倡的四项工作，知识，生产，健康，组织都是十分重要的。这些是开发民力所需要的技术。但是晏先生
30
年来的实地工作的经验并没有“觉悟”这些技术性的工作必须有一个实施的条件，那就是没有封建传统压迫和没有外来强权欺凌的局面。他还是
30
年前的晏先生
,
一个把中国问题看成是单纯教育问题的晏先生。（费孝通，
1948D
）
这段笔墨官司的背景大致如下。1946年11月13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反对在中国大局改善前贷给中国此前答应的五亿美元。南京期盼晏阳初赴美，运用其声望获得这笔援助。晏阳初1947年5月抵美，两次见到杜鲁门，还见到马歇尔、洛克菲勒等政商界要人。被晏阳初的乡村复兴计划深深打动，杜鲁门在援华法案中特设“晏阳初条款”，杜鲁门的意思是原定的全部款项（五亿五千万美元）用于晏阳初的中国农村复兴计划。经两院协调，最终缩减后的三亿三千万美元中的百分之十用于晏阳初的农村项目。赴美后不久，1948年8月5日，中美正式换文公布：成立中国农村复兴联合会（简称农复会）,11日中美政府分别委任晏阳初、蒋梦麟、沈宗翰、穆懿尔，卜凯（赛金花的丈夫，著有《中国农家经济》）为委员会委员。14日晏阳初在上海《大公报》发表了《开发民力建设乡村》。
当时美国援助的叫停以及晏阳初授命赴美，一定为知识界一些人士获悉。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费孝通不希望有美元注入内战。但从以上费的文章中可以鲜明地看出他的两个观点。其一，解救中国农村靠的不是技术和慈善，而是“从社会制度去谋改革”。其二，复兴中国农村，个人可以有种种选择，国家的政策必须是制度改革。
费孝通批判晏阳初的文章发表（8月28日）后半个月，辽沈战役才开打（9月12日）。撰文时，国共战局尚扑朔迷离。故没有理由认为，费孝通赞同土地制度改革的主张，是在押宝胜利的一方。吊诡的是，费的和平土改主张，日后恰恰被他所批评的“不谋制度改革”的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实行。
晏阳初赴美游说援华法案的是非殊难说清：它涉及到援助一个民不聊生的社会时,也间接帮助了执政党；抑或为了两党公平对决,社会就不该接受外援。而说得清楚的是晏阳初单纯的、一贯之的农村复兴的思路。国民党战败后农复会跟随赴台。当年农复会的张宪秋回忆：“晏先生强调改良农村应由平民教育着手，故可能认为不必办理土地改革”，而蒋梦麟赞成土改。（张宪秋，1991）当年农复会的蒋彦士回忆：两位美国委员说：要不要土改你们决定；而蒋梦麟赞成土改，晏阳初不赞成土改。国民党高层选择了土改,晏阳初只好离开台湾（蒋彦士，1991），远赴世界各地推广他的农村建设之梦。诚如费孝通所说:“他还是30年前的晏阳初。”
四．
费孝通作为公知的绝响
费孝通的好作品绝大部分完成于民国时期。一些作品的影响已超出社会学、人类学，乃至整个学术界。其中的《乡土中国》直到今天仍在社会上享有盛誉。作为专业人士，我亦认为《江村经济》与《乡土中国》这对姐妹篇是优秀作品。但如果他只有这两部讨论乡村的作品,只好说他仅看到了、写出了中国乡村的一个面向。正如当年结构功能学派被诟病的：只看静态与和谐,漠视变迁与冲突。而对一个经历了土改全过程的学者，若只写出《乡土中国》，并暴得大名,几乎是一种耻辱。何况，费孝通在四十年代曾被外媒誉为中国第一专栏作家。如果对土改不置一词，就是“伪公知”。
1947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后,费孝通以其敏锐，预感到暴力土改可能发生,以其勇气力陈：“取消的是制度,不是那批人“，要给地主出路。一句话,他反对暴力土改。这是那个剧变的大时代中悲天悯人之声。这三篇小文所在的《乡土重建》与《江村经济》《乡土中国》合成了他的乡村研究——从传统到近代，括和谐与冲突——的整体。
但费的这三篇文章,绝非完美；相反,充满矛盾和疑问。虽人书俱老，仍然值得再三分析和反省。
其一，在社会历史观上与土地制度改革的主流派分歧巨大,费孝通为什么不在封建、阶级、剥削这些核心词上驳斥对方,详述己见，是件颇费思量的事情。笔者愿做如下猜想与判断。一方面,费孝通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践行者。他可以无视那些伟大的主义及其极具杀伤力的字眼,专心于自己微观的路数和具体的解答。这种对主流话语“不搭理”的做法，显示出他在方法论上的自信和孤傲。但是另一方面,这位通才又确实太随意，少执著，不坚持。比如,他明明透彻地定义过封建，以后在讨论当代土地与地主时竟也捡起“封建”的字眼。须知，名不正则言不顺。
其二,农村的复兴必须土改吗？费的论证远不充分。尽管他洞悉西方工业的打入对中国乡土工业的摧毁。中国农村的衰落与自1937年开始历时十余年的内外战争无关吗，和平红利不会助其复兴吗？他在上文中说：受了更高教育的乡村子弟不回来了，而“穷户就站不住脚，开始离乡”，“这两极也就是都市中劳资阶层的来源”。（费孝通，1947C，64）既如此，为什么不可以认为城市化会缓解农村地少人多的状况，改善乡村人的生活，而必须土改呢？
其三，费孝通说：“过去几年的内战主要关键，在我看来，也就发生于土地制度的争执上。农民业已自觉，要求改革这不合理的制度，而地主阶层硬是要维持这特权，不从国家全体利益打算，而从阶级利益打算。和平方法既不能解决问题，结果引起战争。”（费孝通，1948D）笔者以为这是费孝通最大的误判，详细分析放在本文第十节。
最后要说的是,这三篇文章是费孝通作为公知的绝响。一年以后暴力土改全面展开，费孝通和平土改的主张从此息声。这符合他的性格：知其可为而为之，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之。尚存选择之际, 还可作为之时,他做了，在那一时刻，已属难能可贵。他知道智者的责任、局限和历史的残酷无情。其上述文章的结语是：
历史并不常是合理的，但是任何历史的情境中总包含着一条合理的出路，历史不能合理发展，是在人能不能有合理的行为。一个被视为“书生”的人，有责任把合理的方向指出来，至于能不能化为历史，那应当是政治家的事了。（费孝通，
1948A
，
74
）
这段话透露出费孝通对过往历史绝不乐观、对企图奋力抓住稍纵即逝之机会的心境。不幸一语成谶，
1949年1月中旬,费孝通赴西柏坡见毛泽东。这无疑是双向选择。笔者猜想，毛所以见费，其一，看中其曾经的反蒋和在舆论界的影响,其二，判定这个识时务者会与时俱进。毛没有走眼。
五．
董时进其人
董时进与费孝通大为不同。费在大陆文运亨通，大富大贵。董则鲜为人知，旧作在大陆淹没无闻。故在介绍董时进的土地思想之前，有必要简述其人。
董时进1900年11月9日生于四川省垫江县母安桥（后更名武安桥）一个农民家庭。幼年的读书经历是：本村私塾，垫江的峡口学堂（新式），重庆某学堂。后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即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今交通大学之前身）。1917年考入北平京师大学农学院。1920年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美国的资格，在康奈尔大学攻读农业经济学。1924年获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世界粮食供给与人口》。毕业后去伦敦大学作学术研究，在欧洲考察一年。1925年回国。曾任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后辞职专任教授。在江西农学院任院长四年。1938年回四川，任四川大学农学院院长。翌年辞去院长职务，到重庆开办“大新农场”，种植果树。
1938年在成都时创办《现代农民》月刊。杂志社三次被日机炸毁，刊物竟坚持下来。该刊以农民喉舌自居，揭露、抨击国民党基层政权的腐败，如刊出过《保长的威风》、《骇人听闻的乡长》、《一个佃农吃了地主的亏》、《役政的弊端》、《征粮舞弊应处死》等文章。1944年第七卷第三期刊出董时进的《请政府禁呼万岁》一文：“万岁两字原系在专制君主时代对于皇帝的称呼，自入民国，本应与皇帝二字同时停用，但事实竟不然。近些年来可用的很普遍。民主与君主绝对不同，民国的首领，无论是总统或主席都有一定的任期。至于一个地方的长官更不用说，哪里安的上万岁二字。愿政府通令禁止再用此称呼，违者以背叛民国论。” 第七卷第八期,有一篇题为“共产党的作风”的短评, 根据记者赴西北共区考察的笔记做出如下两段评语：第一段是推崇他们的三三制，即从事政治的人员中共产党员只许占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必须为党外人士。另一段说：“在共产党区域又可以看得见到处挂起共产党领袖人物的照片，贴起拥护推崇的标语，甚至于教科书上也编入赞美的课程。这种崇拜偶像，以个人为中心的人治主义，是以民主精神相背驰的。” 可见其反专制非针对某党派。该刊的更多篇幅是传播农业科技知识。1949年重庆解放后，该刊停办。
1944年9月19日召开民盟全国代表大会，选出30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21日又增选了三人：董时进，蒋匀田，叶笃义。（见《虽九死而未悔》）1945年10月9日民盟会上冯素陶提出“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的主张。董时进坚决反对。“我的主张得到张申府、李相符、李公朴、沈志远等同志的支持。也有一些人支持董时进的观点。两种观点争论不休，相持不下，最后只好提交大会审议表决，表决结果，通过了我的主张。大会闭幕后，董时进致书张澜主席，表示民盟政纲中的某些重要条款他不能同意，特声明退盟。”（冯素陶，1991；参见《中国各小党派现状》第10页）
1947年5月董时进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民党”。
1948年4月12日，即中国《中国土地法大纲》发布半年后，《大公报》（上海版）刊登了在当时可能是规模最大的“土地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董时进第一个发言，反对土改，其根据是：中国土地问题不严重，中国乡村贫富差别没有城市严重，中国土地分配不平均没有其他国家严重；中国土地可以买卖，不是封建性质的。佃农种的地不比自耕农差，地租与其他资本的利息比还是低的；世界上没有完全无佃农的国家。与会19人（包括两个未到会者提供的意见）中多数人主张政府以债券收购土地，即所谓“买去地主”。三人（沙曾炤、漆琪生、秦柳方）支持共产党的土改政策。三人（沙曾炤、宋晓村、王艮仲）支持走土地集体化道路。无一人支持董时进的意见。
董时进与共产党的全部交道其实只有一年多，他离开大陆后立刻写出的《我认识了共产党》（1951）回忆如下。
1949年初他接到上海转来的北平的农民党员的来电，说政协代表人选及日期等尚未决定，农民党有希望参加。叫他快去北平。在天津火车站董时进携带的剪报和笔记被检查，险些成阶下囚。在北平等了一些天，6月5日终于在北京饭店见到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李表态“民主党没有发展的隙地。假使要走真正的农民的路线，那么农民会加入共产党,不会加入农民党。假使我们要走地主的路线，那么农民又会反对我们。他强调今后生产建设工作的重要，劝我们多拿技术来贡献给人民。他又说：研究过我们的文件，认为我们参加政协难获通过。……我的言论对于中共不够友好，曾经说过共产党是专制的。”（董时进，1951A，31）董听后惊讶，觉得自己过去主要是批评国民党，不记得说过这些，问说于何处。李说在一篇关于解散民盟的文章中。董说：那明明是一篇批评国民党解散民盟的文章。于是李打开一本中共印制的《董时进言论集》，指给董看《我对于政府取缔民盟的感想》中的相关内容：“为什么说政府此一措施（即解散民盟）对于政府自己的影响可能是害多于利?因为一般人民对于政府大多恨它腐败贪污，而认为尚可取的，即是比较上还能给人民一点自由，政策不同的政治团体也还可以存在。人们对于共产党最害怕的是它的专制，太不给人民自由，党派根本不能存在。政府假设是聪明的，应该利用自己的长处去对付共产党的短处，使人民感觉在现政府之下有充分的自由，反对党派可以存在，可以活动。”对话已无继续的必要。6月25日农民党宣布停止活动，不久解散。
董离京到上海后，思考今后的生存方式。“我知道我不但不能在新政府下面做官吏，连教书也是不成的，因为我所专门研究的是农业经济学。土地将来要分掉，（农场）也没有多长时间可以经营了。”（同上书，32）想来想去才找到一条路径：养蜂。“我开始养蜂，制蜜，卖蜜，并和朋友合作开办了一个养蜂讲习班。此事一上了轨道，一件早就要做而未做的事体，又从心坎底下翻上来，坚决地催促我把它完成，就是给毛泽东写一封长信，详细说明共产党的土改理论和方法的错误，劝他们修改。”（同上书，46）该信印制了400份，于1949年12月寄给毛泽东，同时也寄给中共若干要员，各党派领袖，关心此问题的朋友，和若干教育研究机构。（同上书，60,64））
信寄出后董时进回到重庆。不久他被叫到公安局谈话。以后又被要求对印发这封信立即写一份书面检查。董回忆自己回复的大意：“一则恐怕毛泽东本人看不到。二则大民主习惯。土地政策也不是一个人可以决定的。所以我必须将我的意见向其他有关系的人员建议。因而印了一些寄给其他各党派领袖,和政协的若干位代表。”（同上书， 67 , 68）
很快，董时进看明白了：“士农工商”他什么工作都做不了。故迅速选择离开大陆。其回忆对这一年的经历讲述翔实，唯独避谈如何出走。想来是有人相助，不便透露。
以后定居美国。写出了若干本以早年中国大陆的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两户人家》、《阿宝救牛记》、《宋林远征记》等。《两户人家》为自传体小说。对那个时代的农村生活及民国初年农家子弟的求学之路做了细致描述。
董时进1979年、1981年、1983年有过三次中国之行。1984年4月16日辞世，享年84岁。
六．
发保守主义土地问题之先声：反减租
董时进讨论土地政策的著述笔者未能搜集齐全，就笔者所见，他在土地政策上批评政府政策的的文章最早写于1946年，主题是反减租。
减租政策肇始于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规定最高租额及最低谷价》的决议，对地租作了一定的限制。同年10月举行的国民党中央与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国民党政纲决议案，以减轻佃农佃租百分之二十五为政纲，此后“二五减租”成为国民政府的政策。北伐战争开始于1926年7月。孟宪章教授认为：“二五减租在北伐时曾对农民起相当作用”。（1948）真正起到多大作用颇可分析，而更有把握说地，这是北伐军的一项策略。这项政策产生之时正值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党在当时应该是支持这项政策的。共产党到延安初期是搞分田地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减租减息取代了分田地。国民党统治地区的减租反倒未能真正实施，直到内战开始时，国民党欲重启减租政策，以争夺话语权。就是在这一当口，董时进发表了他的“论二五减租”，其主要观点如下：
地租之不易管制
,
和利息物价是一样的。试一想黄金美钞都有黑市
,
城市的房租尚且管制不住
,
广大乡间的地租如何管制得住。佃户交租
,
政府能一一派人去监督吗
?
即使能够监交
,
而监交官离开之后
,
岂不可以补交吗？
交租的事体除非佃户自己要减少
,
政府及任何人也无法执行。但是一般佃户肯去与地主为敌
,
动辄打官司吗
?
即使说不许地主换佃户
,
但岂不可以收回自耕吗
?
又听说延安也曾经实行二五减租
,
但须知以强大的政治力量
,
集中于很小的一块地方
,
去执行一种政令
,
与普遍推行于全国
,
完全是两桩事情。
这无异是叫一般佃户望梅止渴
,
而同时徒挑起地主们的反感
,
实在不是帮助佃农的好办法。要帮助佃农减轻地租
,
最好是用釜底抽薪的政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