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教会医院成为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宣传教育和开展的中心。
从一定意义上讲，传教士的卫生工作也是从教会医院（起初多是传教士的“家里”）开始的。
早期医药传教士将治病视为工作重点，但他们很快就认识到，在中国，预防医学显得更为重要。
公共卫生工作不仅有益于那些患者，而且在改善了人们健康的同时，也将会减轻医师们的工作负担。有一位传教医师指出：“我们急迫地为中国人医好病，如果我们只是不停地这样做，势必在以后的年代里，他们仍要像潮水一样涌向医院，还将总是为同样一种病而烦扰。我们必须寻找出病根，教会他们了解病因，帮助他们预防疾病免除痛苦。他们必须知道诸如致病的原因、卫生学的基本原理、妇幼卫生，以及对于家庭和社团来说，平安和宁静在治愈疾病时所显示的作用。”
著名传教医师嘉约翰认为，医师的主要职责除了治病救人以外，还有预防疾病，根除引起病患的原因，医生只为治病，严格地说来，是一种狭隘的认识。
在某种程度上，以各种手段来预防疾病，应为医生的职责。医师们确实也认识到了这一职责，他们努力调研各种病因，尽力加以克服。
各级政府也应当采取卫生行政的手段，来保护家庭、公共场所，城市和游客，防止流行病传播，以显示文明的公共精神。
另外一些女性传教医师的到来，为中国妇幼卫生工作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依照中国传统，小孩子的卫生是从不讲究的。中国小孩的长大全是依命靠天，有颗苗苗不愁长，全不赖人力的因素。有病时，人们拜神求佛许愿，寻仙方，叫魂，压邪。碰到小孩出痘出花，自然没有科学的防护，只要供一供“麻姑娘娘”、“花姑娘娘”，避避风，忌忌口，小孩子健康了安全了，烧香谢神；小孩若遇了危险，那便是“命中注定”！这一切古老的习俗，在教会医院出现以后，在西医的影响之下，慢慢地悄然地开始变化。妇幼医院的建立，还对我国古老的育婴习俗产生影响，现代妇女孕期保健由此萌芽。最初，下层社会的妇女对于医院往往不肯信任，她们总不能相信医院是为她们贫民而设的，对于产科医院尤其怀疑畏缩。但教会中一些“巡行医师”、“巡行护士”的访问探察，施医送药得到孕妇的好感。
这些女传教士的努力，使中国在一些地区出现了专业人士如医生、护士和助产士所提供的服务，这使得中国这个贫病的国家，妇女和婴儿的高死亡率开始有所下降。
近代中国卫生检疫工作的展开，也与传教士相关。
中国卫生检疫，创始于1873年7月，当时为防东南亚霍乱以及此后鼠疫、天花传入沿海口岸，上海与厦门的海关当局先后制定了检疫章程，并任命卫生官员仿效西方国家实施检疫措施，凡是疫区来船入港，须悬挂黄旗（Q字旗），指定地点停泊，接受医官检查。当发现船舶染疫，除对病及有关人员隔离留验外，对船舶本身也实施短期隔离与除鼠除虫消毒等措施，这一时期的检疫，因由海关办理，通称“海关检疫。”而在当时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海关医官，绝大多数由教会医院的医生兼任。在海关检疫展开前二年，在我国还首次建立了海关疟疾疫情统计制度。1871年，曼松等赴厦门调查疟疾，自4月至翌年3月诊治患者402人，许多人死于疟疾，占死亡总数第二位。在我国过去史料中描述疟疾流行时，大多是笼统的、模糊的概念，如染疟疾甚多，瘴气伤人，死亡十之二三等等，到1871年，我国首次设疟疾疫情统计以后，疟疾调查报告中始有具体发疟数。中国的疫情统计，开始出现从定性到定量，从单项到多项的具体报告和分析。
传教医师还积极投身于防疫治疫的实际工作。
近代中国，灾祸纷呈，疫病不断，往往在中医束手、当局无策之时，西医的效用展示出来。1872年，天津发生霍乱，传教士“修合药料，施济活人，其方殊验，来乞者日众”，1910-1911年间，东北鼠疫大爆发。鼠疫在当时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急性传染病，其传播迅速，为害惨烈。清政府遣派留学生二人前往视察，其中，伍连德医生亲赴疫区。中华基督教博医会也派出传教医师，华北地区的传教医师十分踊跃，也有一些来自南方地区如广州、宁波，他们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学生，以及沈阳等地的传教医师一起参加控制和扑灭东北鼠疫的工作。
在伍连德医生的率领之下，疫情得以控制，但死亡者已达6万余人。中国成功地抵御了东北鼠疫。
1911年4月，国际防疫大会在中国召开，伍连德主持了这次大会。
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公共卫生事件，被视为中国全面接受西方医学的标志，在笔者看来，十分有道理。其一，19世纪末的中国，疟疾、霍乱、天花等病的流行十分严重，中医通常无法医治，一旦罹患，只能怨叹不幸。然而西方医疗利用其医治急症、传染病的特性，往往能获得不错的医治效果。中国人对于西方医疗的重视，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普遍关注确是从这一事件开始的。从此以后，民众转而信西医者渐多。如时论所称：“中国政府，素来重中轻西。自斯疫之发生及扑灭，中医束手、西医奏功，使政府诸公深感西医远过中医。”其二，近代一些大规模的公共卫生事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传统习俗都具有较大的冲击。当瘟疫爆发时，一般民众自是恐惧和慌乱，在这种极度的恐惧慌乱中，鬼神迷信大行其道。在大疫期间，人们搭台演戏，乞求鬼神，加速了疫情的扩散，同时也表现出对现代防疫手段的排拒。现代防疫措施中的隔离、消毒、焚尸、烧屋等，为一般民众所不解，为传统习俗所不容，用伍连德自己的话来说，这种史无前例的行动在当时引起的是普遍的厌恶与反感，特别是火化尸体。当时，只有通过清廷颁旨施行。但在20世纪初几次疫情过后，对现代防疫手段的抵拒逐步淡化，民众多能改变其心态，从迷信鬼神的信仰中走出来。在防疫过程中，《申报》等主流报纸更是频繁地刊登有关现代的防疫器械和西医药品，显示了西式防疫方式向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的渗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