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孙子是老李目前全部的期望，他特别看重孙子的学习，只要有时间他就会停下手里的活儿，给孙子讲讲作业和习题，每天不知道要跟孙子念叨多少遍：“你要好好学习。”因为这是他眼中能够“出人头地”的重要途径。
对于一些人来说，五环六环之间只是一个临时落脚的地方。他们随着工地在一个地方快速出现，又快速消失。
他们来自全国各个省市下面的农村里。山东枣庄的刘大金通过工友的介绍，在十几天前来到东五环外的梨园新村小区的改造工地。他不掌握木工、瓦工这样的技术，更不会上网，只靠出卖一把子力气来赚取每天180 元的工资，但是正在铺路面砖的工程恰巧需要的就是他们这样的一群人。刘大金不知道这一次会干几天活，下一次会去到什么地方。就连同住在一起的十个工友，也是临时凑在一起，不一定哪一天，哪一个就走了。
刘大金在北京的每一次落脚点都很短暂。在一片蓝色围档圈起来的工地帐篷，是刘大金这几天的“家”，那是一个两面开了口的棚子，里面满满地摆了五张上下铺，已经黑得发亮的被子团成一团堆在床板上，地上的矿泉水瓶里塞满了烟头，屋子里弥漫着浸透了汗水的人肉味道。
每到傍晚收工的时候，你都会看到几百个像他一样的人，在工地外面溜达，他们头上沾满灰尘，衣服上挂着滴落的水泥，卷起的裤脚一高一低。看上去没有任何生气。
在周围小区居民的眼中，他们没有脸，没有个性，也没有声音，在很多人的记忆里他们干脆就是一团模糊而邋遢的影子。
尽管他们居住在肮脏、拥挤的村庄或者棚户里。但他们只要在这里撑住头几个月，就会决定留下来长期奋斗，因为他们认定在这里才有希望。
大多数人都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自我否定和极度贫穷
，几乎所有的人都寄钱回家供养老人，再存一点钱准备让孩子日后可以到城里接受教育。所有人都不断盘算着自己的前途，一方面是乡下难以承受的贫苦，另一方面是城市生活难以负担的开支，但无一例外的，他们都盼望着有一天能时来运转，突破这两方面的窘境。
创业公司选择在这里扎根，
可也都有成长的烦恼
但是变化和搬迁并不都是落魄的，变化也同样意味着发展。作为中国近四年来发展最快的滴滴公司，同样经历了几次搬迁。从2012 年6 月在位于四环附近的中关村e 世界卖场的二十几个工位，到2014 年6 月搬至北五环外的得实大厦，这家公司如今已经在数字山谷的软件园里拥有了一栋滴滴大厦。公司的业务也从早期的出租车，一步步扩张到了快车、顺风车、大巴、代驾等。
35 岁的魏晨喜欢这样的变化，就像她自己，从2004 年大学毕业来到北京打拼，经过12 年的拼搏，买车、买房，每一步变化都是一个美好的未来。如今她已经是滴滴公司一个部门的领导，带领着十几个人的团队，50 万年薪，还有一个需要她一步一步实现的人生规划。
从中关村北上十公里，这里的一切都生机勃勃，验证着名字里“上升之地”的吉兆，也吸引着挑战者和野心家的步伐。
在1990 年以前，这里还是一个连公交车站都没有的偏远村庄，如今却变成了一个身负高科技名号的产业基地。
在中国，它的地位相当于“硅谷”，为了强化这个概念，这里的楼盘会取名叫做“领袖硅谷”、“硅谷亮城”。有人说，中关村软件园只是中关村后花园，但相对中关村最热门的卖场而言，这里却实实在在地拥有多家企业。
尽管通往产业园最主要的道路——信息路既不宽敞，也不通畅，堵车和高房价也让一部分人逃离，但这里依然充满着诱惑。
联想（全球）总部、百度、腾讯、新浪等近300 家国内外知名IT 企业总部和全球研发中心纷纷聚集到这里。
网易也决定告别五道口“宇宙中心”，搬进西二旗新园区的崭新大楼，空中跑道、健身房、生活超市一应俱全，食堂出品的牛肉面足以成为吸引应聘者的理由，更何况午餐和晚餐还都是免费的。财大气粗的腾讯也不会错过“拉仇恨”的机会，即将竣工的新大楼坐落于西北旺路东南交界，新大楼的空气处理系统将会保证室内的PM2.5 值在35 以下。
新兴的创业公司也选择在这里扎根，可他们都有成长的烦恼。滴滴公司从陈旧的得实大厦搬进了软件园的大楼，可会议室还是不够用，屋顶的露台上都挤满了人。拥有百度大厦、软件园、彩虹大厦等好几处办公地点的百度员工，彼此见面还得穿越好几个路口。
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些不断外迁的公司，意味着需要更大的办公场所来发展。
但是在另一个方向的五环，北京仿佛是从他们身边绕了过去，时空也凝固在了上世纪80 年代，他们艰难地跟着整个城市发展的步伐。孙志龙在西五环外的长辛店生活了一辈子，从1984 年退伍进厂到2014 年退休，他的生活全部与二七厂有关。二七厂（即二七机车厂和二七车辆厂）就在长辛店大街旁，是曾经被誉为“新中国火车头”的大型国企，10000 多名职工几乎构成了长辛店的每家每户。一直是一线工人孙志龙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每天从宿舍到厂房，从厂房到食堂，周末时候去工人俱乐部看看电影。孩子也按部就班地在二七厂的子弟幼儿园、小学、中学读书。在这个超大型国企构建的独立小王国里，他安守着他的本分。
已经很少有人记得，1923 年2 月7 日，在这里发生了一场工人反抗资本家的大罢工。
人们更津津乐道的是1958 年，这里生产出了全国第一台蒸汽机车。
但随着二七厂的衰落，这里的生活也停滞在了历史当中，一栋栋整齐划一的小楼呈现出国产老电影的质感和色彩。在长辛店大街上，人们还保持着过去的习惯，有一家经营了30 年的烟酒饮料摊，在店铺的橱窗玻璃上挂满了诸如“共产党员户”、“先进个体工商户”的奖状。还有一家食杂百货店，带着包装的食物和烟酒整齐地摆在一个玻璃柜台里。路边有廉价的食品店，还有摆着新鲜蔬菜和水果的摊床。人们一手挎着布兜子，一手拉着简易的小推车，上面紧紧地绑着一捆用来冬储的大葱。
“Yes，I’m good at it ！”
北京在一环一环向四周摊饼式扩张的同时，这个城市也越来越国际化。
很多外国人选择来到这里谋生。
今年28 岁的保罗，出生在英格兰。他已经厌烦了回答“为什么会来中国？”这个问题，几乎他遇到的每一个人都会问。这在他看来是一件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事情。他喜欢到处游历，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精彩。
保罗在通州的一家家庭式幼儿园中担任外教老师，“没办法，我们在中国只有两种职业，一个是英文老师，还有一个就是做自己的生意。
出生在欧洲，他会去美洲，也会去非洲，在来中国之前，他也去过东南亚很多国家。但是在中国的经历并不让他感到愉快，作为一名非裔，黑色的皮肤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走在街上会被人上上下下打量，有孩子指着他直接说，“看！那个人那么黑，是不是因为没有洗澡？”更让保罗感到惊讶的是，这个孩子的父母不会去阻止他。甚至在找工作的时候，他也清楚地感受到白人比他更容易。
这一切让他感受到了种族歧视，他觉得这不应该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应有的态度。和出没在三里屯的外国人不一样，他更看中五环外生活的实惠，“三里屯太贵了，一套公寓的租金需要9000 块钱人民币。”
如今他在通州的一家家庭式幼儿园中担任外教老师，“没办法，我们在中国只有两种职业，一个是英文老师，还有一个就是做自己的生意。”保罗耸耸肩膀，摊开双手。随着时间的推移，保罗也承认自己越来越中国化了，他变得勤奋，对不公平的待遇保持安静，而且他已经可以用筷子夹起面条来。“Yes，I’m good at it ！”
当然，他始终不遗余力地给他的学生们强调平等的概念，“爱就是爱，是因为一个人而爱，并不是因为他的肤色，他的种族。”北京的国际化还表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学校，从最早针对使馆人员子女开办的顺义国际学校，到现在名目众多的联合办学的学校，它们都以引进不同版本的外国课程作为主要竞争力。同时为了营造高端幽静的教学氛围，大多数国际学校都选择在五环六环之间。它们都用高高的围墙和紧闭的大门阻挡着外界窥探的视线，想进入这些学校就读，一年最少要承担10 万元学费，最贵的则要高达数十万元一学年。
15 岁的徐宸在刚刚过去的暑假里就参加了力迈国际学校的面试。这个喜欢在微博上炫富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一直在这样的私立国际学校里读书。但他坚决抵制那种以暴发户为主要群体的普通私立学校。“那种学校很差的。”说这话的时候，他一脸嫌弃地甩甩双手，一条香奈儿手链随着他的手摇摆晃动。徐宸看中的是力迈学校的中美同步学籍，以后出国的时候会比较方便。在他看来，出国是今后的必选项，需要考虑的只是去留学还是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