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不担心衰老。这可能跟我现在的年纪有关，我正好处于一个将老未老之际。就是这样一个时间，我像是站在一条线上，两边的风景都能够望得到。
程亮：
文艺创作，总有很多性冲动的因素在里面，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比如说，我20 岁就脱发了，这是家族遗传，到现在已经有十二、三年的时间了。所以我的焦虑是我整个的问题。到了三十岁，我觉得年轻时强烈的冲动已经不在了。不单单是性方面，还有很多别的方面。做事的精力也不再充沛，唱歌唱个通宵就觉得累，也很少参加社会活动。
但是我所从事的电影行业，最初的诱惑不就是想要吸引更多异性的目光和众人的注意力么。至少少年时代是这样想的。现在生理上的荷尔蒙已经不再那么旺盛地分泌了，性的冲动也不会再那么强烈。我想这种担心和焦虑过段时间以后就会变得习惯。而我现在正好处于这个习惯的过程中。我们谁都说不清楚，这样的习惯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身体和心理上的成熟都太早了，很早就开始焦虑，我自己又是极度敏感的人，我会放大自己的焦虑。所以现在我们坐在这儿谈焦虑，可能再过两年，我就已经麻木地不想再谈这个问题了。
孙甘露：
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失去些精力，这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事情，因为这是个自然的过程，不是我独有的，是所有人共有的，所以我并不因此而焦虑。我享受我在每个年龄阶段所体验经历的东西，因为这些是没法跳开的。像是现在，我身处中年，然后慢慢望着老年的到来。人只管去体会那些生理的，心理和感情的变化就是了。
我不把变老看成一个特别的事情，这是社会性的。一个人作为动物属性的本身来说，出生，成长，衰老，死亡，为此没有什么值得悲伤。当然也遇见不愉快的事情，但我不会觉得天下的不幸独独降临到我身上，世界不是这样运转的。
我1959 年出生，1966 年上学念书，正好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那时候中学读四年，没有初中高中之分。我记得我们学农在农场的时候，还在崇明上街刷过粉碎四人帮的标语。当时很多人会说，因为文革十年，我们这代人在学校里没有好好受过学校的系统教育，仿佛我们经历了多么大的苦难。但是对我来说，那样的青春太愉快了，所有的功课都在课堂上做完，回家只管玩儿，骑个自行车，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去，想干嘛就干嘛，做一切无意义的事情都不会觉得是在浪费时间。
当时也经历成长期的苦闷，但是我不觉得当时的世界不正常，也不感到自己缺了一块。所以当所有人都在某个特殊的时间段里经历着共同的事情时，就真的没有什么再值得哀婉的了。
©Michal Chelbin
程亮：
年龄是我焦虑的源泉。这种焦虑与社会上的压力也好，欲望诉求也好，都不太一样，它是无法解决的，人就是这样一步步地走向衰老，我在生理上能感觉到很大的遗憾。
当然创作也是有焦虑的，我现在在体制里，不过我做自己的买卖，用体制外的钱来拍自己的电影，这对我来说是比较好的状态。但从世俗的观点来看，我的父母会对我有其他的要求，他们希望我与大牌或者知名的作家合作，拍在体制内的电影。而这样的世俗观点并不是我的标杆所在。
孙甘露：
世俗这回事，并没有褒义贬义之分，它对我来说也形成不了压力。我以前讲过，在外部世界，有一个钟，它嘀嗒嘀嗒走，你当然可以跟着它走，它会告诉你，几岁的时候应该干嘛，应该选择怎么样的职业，在哪个年龄成家。这些东西确实会带给你现实的好处，这些现实的好处会被翻译为成功，被人尊重，等等。可是我自己的内部世界有另外一个钟，我是跟着自己的钟走的。你可以把这理解为有主见也好，固执也好，不解风情也好，脱离时代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