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到宋仁宗即位之时，宋廷与契丹的矛盾犹未爆发，但仁宗宝元元年（1038）李元昊建立西夏王朝，宋夏之间爆发了好水川、三川口、定川寨之战。自宋神宗即位至北宋末年，宋朝与西夏的军事矛盾大规模爆发，而宋辽之间则自澶渊之盟后维持了长达百余年的相对和平期。
综上所言，我们可以将北宋的军事外交关系进行大致的概括：自太祖至太宗早期，宋朝面临“十国”边患，三面沿边皆敌；“十国”边患平灭后，宋朝又同时面临契丹与党项之边患；澶渊之盟后，宋、辽、党项三方进入了相对和平期（1004—1038）；但李元昊立国以后，宋、夏（党项）之间的矛盾又骤然爆发，此时宋、辽之间依然处于相对和平期。
综于上述所陈事实，我们不妨将宋朝的边患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阶段一]960—1004年，多边矛盾。
[阶段二]1004—1038年，相对和平。
[阶段三]1038—1125年，与西夏的军事冲突。
[阶段四]1125—北宋灭亡，与金朝的军事冲突。
凭借这个划分，我们可以更好地分析更戍法与将兵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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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戍法与将兵法之时代约束
我们必须强调，更戍法与将兵法都具有其时代约束，并为满足一定的政治诉求。宋朝所面临的边患问题之转变，促使了其军队部署方式的转变。
960—1004年，宋朝所面临的边患从来不只一处；1004—1038年，宋、辽、党项处于相对和平期；1038年后，宋、夏（党项）间的冲突又成为了主要矛盾。
在对辽朝方向，与契丹接境的定州“最为河北屯兵之处”。然而“本朝自南北通好已来（指澶渊之盟），定州路兵额常及十万，尔后日见销耗。至熙宁、元丰以前，定州犹不减二三万人……（其后，）转运司利于销兵省费，更不切招填，因致边兵日少。即今春（徽宗朝之时）大校，尽数不及六七千人”。[1]
这条史料直观地说明了自澶渊之盟以来，宋辽边境戍兵逐渐减少的事实。而这一事实，一方面代表着宋辽间进入了相对和平期，另一方面又说明了宋朝对于契丹之防备降低的问题。
综上所言，我们可以将1038年以后宋朝决策群体对于边患的主观认知，简单地概括为两点：1.辽国方向暂无战事；2.西北党项边患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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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戍法与将兵法之政治诉求
我们所建立的框架强调时代约束与政治诉求，上一点所述为其时代约束，然而其政治诉求为何？
更戍法存在的时间为960—1072年，但是其提出却是在之前的仁宗朝庆历年间。当然，我们先说更戍法，再谈将兵法，因为此二者对应不同的时代约束，也追求不同的政治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