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到宋仁宗即位之时,宋廷与契丹的矛盾犹未爆发,但仁宗宝元元年(1038)李元昊建立西夏王朝,宋夏之间爆发了好水川、三川口、定川寨之战。自宋神宗即位至北宋末年,宋朝与西夏的军事矛盾大规模爆发,而宋辽之间则自澶渊之盟后维持了长达百余年的相对和平期。
综上所言,我们可以将北宋的军事外交关系进行大致的概括:自太祖至太宗早期,宋朝面临“十国”边患,三面沿边皆敌;“十国”边患平灭后,宋朝又同时面临契丹与党项之边患;澶渊之盟后,宋、辽、党项三方进入了相对和平期(1004—1038);但李元昊立国以后,宋、夏(党项)之间的矛盾又骤然爆发,此时宋、辽之间依然处于相对和平期。
综于上述所陈事实,我们不妨将宋朝的边患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阶段一]960—1004年,多边矛盾。
[阶段二]1004—1038年,相对和平。
[阶段三]1038—1125年,与西夏的军事冲突。
[阶段四]1125—北宋灭亡,与金朝的军事冲突。
凭借这个划分,我们可以更好地分析更戍法与将兵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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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戍法与将兵法之时代约束
我们必须强调,更戍法与将兵法都具有其时代约束,并为满足一定的政治诉求。宋朝所面临的边患问题之转变,促使了其军队部署方式的转变。
960—1004年,宋朝所面临的边患从来不只一处;1004—1038年,宋、辽、党项处于相对和平期;1038年后,宋、夏(党项)间的冲突又成为了主要矛盾。
在对辽朝方向,与契丹接境的定州“最为河北屯兵之处”。然而“本朝自南北通好已来(指澶渊之盟),定州路兵额常及十万,尔后日见销耗。至熙宁、元丰以前,定州犹不减二三万人……(其后,)转运司利于销兵省费,更不切招填,因致边兵日少。即今春(徽宗朝之时)大校,尽数不及六七千人”。[1]
这条史料直观地说明了自澶渊之盟以来,宋辽边境戍兵逐渐减少的事实。而这一事实,一方面代表着宋辽间进入了相对和平期,另一方面又说明了宋朝对于契丹之防备降低的问题。
综上所言,我们可以将1038年以后宋朝决策群体对于边患的主观认知,简单地概括为两点:1.辽国方向暂无战事;2.西北党项边患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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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戍法与将兵法之政治诉求
我们所建立的框架强调时代约束与政治诉求,上一点所述为其时代约束,然而其政治诉求为何?
更戍法存在的时间为960—1072年,但是其提出却是在之前的仁宗朝庆历年间。当然,我们先说更戍法,再谈将兵法,因为此二者对应不同的时代约束,也追求不同的政治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