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哈里森：
早先我是个“超级实干家”，仅仅着眼于找到问题，然后解决掉。例如，我原先在克利夫兰医学中心（Cleveland Clinic）的重症护理病房工作，治疗的是由院外直升机送来的幼儿患者。患者在送到医院前，因处置不善，所以状态很不好。我们意识到，需要对这些情况进行把控，让患者获得最佳的治疗。一句简单的“为患者着想”不仅是我的座右铭，当时也促成医院成立了重症护理送诊项目。
渐渐地，我开始去更多地思考如何整合资源，怎样才能发挥人才人力优势，整合系统，为患者创造一体化的就医体验，为我们的社区贡献力量。
问：
能谈谈自己患癌的经历吗？
哈里森：
这得从2009年谈起。当时我正在为铁人三项赛做训练。训练就是场噩梦，我觉得不舒服了。虽然我完成了比赛，但身体出现了不好的症状。看了泌尿科后，得知自己患了膀胱癌。
治疗方案都是建议我采取较保守办法，把发病率降到最低。但这样做很可能让癌症扩散。或者说我索性啥都不想了，希望自己没得转移性疾病。考虑到我们的孩子还小，所以我选择了做手术。
我是10月初诊断出癌症的，10月21日就出了肿瘤边缘切除病理报告。报告显示肿瘤边缘没有癌细胞了。术后疼痛持续了三年，天天如此。接下来一年，我又做了个手术来治疗腹部并发症。可喜的是，癌症一去不复返了。
问：
在以往的访谈中，您说过这一经历不仅深深地影响了自己做为医生和管理者的职业生涯，而且更多地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整个人。
哈里森：
人生的选择是有限的。你可以选择被命运压垮，也可以选择奋力拼搏。人生经历可以改变一个人。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意识到：不仅生命有限，还要充分发挥生命的价值。那时人们看见我就说：“马克，你好上进啊！”我说：“对啊！我要只争朝夕。”因为当你想有所作为、想助人为乐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所以我可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浪费。
另一个重大改变是，我的人生角色从施助者变为受助者。实际上，这方面有很多例子。比如，请人家把食物带到我家，请人家帮我割草坪，请人家送我孩子上学。
当时有两位朋友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一位是我的高中同学，一位是我的邻居。他们对我说：“只要你需要，我们随叫随到。”“得癌症不是件好事”这句话纯属废话。但是能意识到社区和友情的力量就是件好事。你不禁会想，自己何德何能配拥有这些朋友？我会为别人这样做吗？这真的改变了我对医疗事业的理解。对我来说，医疗事业蕴意更深广。
患癌经历也让我思考普通人如何改变医疗体系，让我明白医疗制度是多么复杂。
从阿布扎比到“山间”
问：
您曾在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阿布扎比分部（Cleveland Clinic Abu Dhabi，CCAD）担任首席执行官五年，把它建设成为一家著名的医院。医院的患者来自50多个国家，雇员来自71个国家。您曾说，在阿布扎比工作最让自己激动的就是创建自己的团队，并把这支团队与这个异域文化丰富的环境融为一体。
哈里森：
没错。我学到的一件事就是：如果领导有方，无需人人都是最有经验的。团队必须要有动力，要团结一心，要有高尚的职业道德。你可以和这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一起做了不起的事——而在西方发达的医疗体制中，这些年轻人也许会被认为，过于年轻而不能从事现在的工作。
我最喜欢的是我们在医疗领域弹奏出了人类和弦。不论男女、信仰——穆斯林、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佛教和道教，这都不重要。几乎所有的人都愿意做同样的善行。当看到身着传统服饰（女袍“阿巴娅”和男袍“冈都拉”）的阿拉伯人与高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畅谈甚欢、相互合作时，我就对人类间的相处倍加乐观。
问：
在阿布扎比之后，您受命移居伦敦，负责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国际业务部。就在这时山间集团向您抛来了橄榄枝，是什么让您觉得这份工作难以拒绝呢？
哈里森：
山间集团吸引我之处是它承诺：不论患者有无支付能力，都要对他们进行救治；要为那些理应得到关注的人群做改变。而且，我希望同真正有使命感的人共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