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突厥和伊斯兰属性尽管饱受争议，却在界定奥斯曼帝国的身份属性时被广泛使用。而“Rum”观念尽管在奥斯曼帝国时代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性，但却在许多对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历史分析中难觅踪迹。实际上，奥斯曼王朝通过将自己定义为“罗马（Rum）”而不是使用其他族群、宗教或民族主义的概念，从而将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的地理霸权与多文化结构内化为自己的身份认同。很明显，奥斯曼苏丹们通过此举宣称自己完全继承了东罗马帝国的遗产。尽管这一称号并不为希腊人和帝国以外的其他欧洲人所认可，奥斯曼苏丹们仍然坚持使用这一称号来表达对千年帝国拜占庭所曾统治过的领土的合法继承。奥斯曼统治者通过使用“Rum”这一术语，在奥斯曼统治精英自身和拜占庭帝国及其希腊正教徒臣民之间建立起了一条基于文化和地域而非族群标识的认同纽带。因此，奥斯曼身份认同表达出的“罗马”观念为当时帝国境内不同族群之间的认同整合创造了一个共同的基础。但是，奥斯曼帝国的“罗马”认同长期以来被历史学家所忽视，仅仅保存于奥斯曼官方文件的故纸堆中无人问津。而在奥斯曼帝国土地上基于国民同质化原则建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土耳其和希腊，其人民显然不太热衷于再去寻找双方之间曾经拥有的共同的“奥斯曼过去（Ottoman Past）”来揭示两个民族之间早已抛弃的帝国认同纽带。而本文正是试图通过解构奥斯曼帝国在现代历史书写中呈现的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定义来纠正奥斯曼帝国史官方叙事中长期盛行的民族主义话语。因此在本文中，奥斯曼帝国的“突厥”和“伊斯兰”属性将被质疑，而长期被忽略的“罗马”属性，将得到重新的审视和研究。
尽管将奥斯曼帝国界定为穆斯林帝国或突厥帝国的说法在许多历史著作中层出不穷，我们必须谨慎地分析它们。首先，将奥斯曼帝国的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统治地域视为独特的、连续的或单线发展（monolithic）的观点具有明显的误导性。奥斯曼帝国持续六百余年并在其鼎盛时期地跨三洲，领土包括安纳托利亚、中东、东南欧和北非地区。因此，奥斯曼帝国的官方政策绝非对帝国内部的差异性采取同化政策。实际上，帝国内部的各色亚伯拉罕系宗教信仰臣民都被允许生活在自己独特的社会和文化体系之中，前提是他们对奥斯曼苏丹保持忠诚。反之，如果奥斯曼帝国采取严厉的宗教同化政策，其统治很可能难以持续如此长的时间。正是宽容和因俗而治的政策才使得帝国长期维持稳定。很明显，由于奥斯曼帝国允许不同宗教、文化和族群在奥斯曼治权下的高度自治，帝国的身份属性呈现出多彩的混合主义特征。在这一文化混合图景之中，突厥和伊斯兰属性无疑构成了奥斯曼帝国身份光谱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其他的光谱如“罗马（Rum）”认同对奥斯曼帝国的身份属性具有更深刻的影响。为了理解奥斯曼帝国身份的多彩图景，我们必须将其解构，而“伊斯兰”和“突厥”属性将是我们检视奥斯曼帝国“罗马”认同观念演进的起点。
首先，必须承认伊斯兰是奥斯曼帝国结构中的主导性因素。以伊斯兰名义发起的加齐武士圣战传统（gaza tradition）在13世纪为早起奥斯曼酋长国（Ottoman Beylik）向基督教地区的扩张提供了重要动力。而在征服这些地区的过程中，奥斯曼人便会遇到不同的信仰、文化和族裔群体。尽管奥斯曼国家的伊斯兰特性毋庸置疑，如果不考虑帝国内部非穆斯林群体的税赋更重的话，一般而言非穆斯林不会面对必须改宗伊斯兰的公开压力，而奥斯曼帝国也肯定不是一个世俗国家。在奥斯曼帝国的司法、行政和社会问题层面，伊斯兰教永远是帝国处理这些问题的首要意识形态资源。尽管帝国境内的非穆斯林群体可以自由地履行自己的宗教义务并不受伊斯兰法的干扰，帝国的穆斯林百姓却必须服从伊斯兰法的原则行事。实际上，奥斯曼帝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处理都必须在伊斯兰法的框架内进行。
自奥斯曼帝国肇建伊始，伊斯兰教便是一个发挥重要影响的规定性因素。奥斯曼王朝的名称“Ottoman”来自王朝建立者的突厥语名字Osman。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奥斯曼帝国的突厥特性在其伊斯兰外表下逐渐褪色，到了更后来的时期给奥斯曼王室成员取突厥语名字或衔号的传统也被弃之不用。例如，早起奥斯曼苏丹经常使用的突厥语名字如奥尔罕（Orhan）和巴耶济德（Beyazid），在1517年里丹尼耶战役（Battle of Ridaniye）帝国征服马穆鲁克王朝、夺取哈里发宝座之后便很少被苏丹所使用，最后一个仍然使用贝伊（bey）这个突厥式称号的苏丹是塞里姆一世（Yavuz Sultan Selim, 1512-1520年在位）。但是塞里姆一世最终选择放弃bey而更偏爱Sultan这个称号及其衍生衔号，如“大苏丹（Sultanu’l Mu’azzam）”、“苏丹中的苏丹（Sultanu’s-Selatin）”、“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苏丹（Sultanu’l Arab vel-Acem）”。与此同时，奥斯曼苏丹们越来越偏爱阿拉伯语名字，如阿卜杜勒·阿齐兹（Abdulaziz）、阿卜杜勒·麦吉德(Abdulmecit)以及阿卜杜勒·哈米德(Abdulhamit)等。奥斯曼帝国虽然从未忘记其突厥本源，但到了19世纪时奥斯曼王室的突厥属性已经被完全掩盖在伊斯兰外衣之下，而哈里发体制（Caliphate）则是奥斯曼帝国伊斯兰属性最直接的外在证明。著名奥斯曼历史学家哈利勒·伊纳尔济克（Halil Inalcik）便强调奥斯曼苏丹作为哈里发和伊斯兰普世帝国首脑的绝对权力。根据伊纳尔济克的观点，奥斯曼君主的苏丹—哈里发复合头衔构成了帝国社会和政治、宗教权力结构的核心。但是，奥斯曼帝国的哈里发体制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对奥斯曼帝国而言，苏丹体制远比哈里发体制重要，苏丹称号才能体现出奥斯曼帝国的最高权威。当一位奥斯曼新苏丹即位时，他的义务首先是成为一名合格的苏丹而不是哈里发。也即是说，奥斯曼苏丹的权威始终凌驾于哈里发体制之上。
奥斯曼帝国对伊斯兰意识形态的运用有一个区别于其他伊斯兰王朝的显著特点，而奥斯曼历史学家富朗索瓦·乔治昂（François Georgeon）称之为“奥斯曼伊斯兰（Ottoman Islam）”。乔治昂通过奥斯曼帝国对伊斯兰的运用方式来阐释这个概念的讽刺性。实际上，奥斯曼帝国将逊尼派哈乃斐教法学派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尽管哈乃斐教法学派没有发展出一套艰深繁琐的教法体系，但它并不允许对伊斯兰教经典进行随意修改和重新解释。由于《古兰经》被哈乃斐派认为是完美的，因此创制（Ictihat，即对经文的重新解释）是被禁止的，而教义学（Kelam）和教法学(Fikih)也由于这个原因而不受欢迎。乔治昂指出，16-17世纪是奥斯曼伊斯兰最保守的时期。另一方面，奥斯曼国家从未失去对宗教及其相关机构的控制。从奥斯曼国家所继承的文化和社会遗产发展而来的强大传统规范（orfi）是奥斯曼伊斯兰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基于此，乔治昂认为奥斯曼帝国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教法国家（Shariat）。实际上，如果将奥斯曼国家对伊斯兰教法的权威主导地位纳入考量便会发现，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体制与理想状态下的“教法国家”相去甚远。不仅如此，远在奥斯曼国家建立之前，安纳托利亚地区便有着悠久的异端伊斯兰文化传统（heterodox Islamic Culture），那时饱受尊敬的托钵僧们（dervishes）和苏菲派信仰在普罗大众中拥虿众多，从而使安纳托利亚伊斯兰社会长期呈现出一幅与哈乃斐教法学派的正统主张相迥异的文化图景。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承认伊斯兰仍然对奥斯曼国家及其臣民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管其表现形式是哈乃斐正统信仰和苏菲式的“异端伊斯兰”。
由上可知，伊斯兰体制和奥斯曼国家处于一种和谐共存状态之中。而伊尔伯·奥泰利（Ilber Ortayli）据此毫不犹豫地认为奥斯曼帝国是一个穆斯林国家。实际上，成为一名穆斯林是取得奥斯曼帝国合法公民身份的首要条件。在这个语境下，奥兹巴兰（Ozbaran）界定了成为一个“好奥斯曼人（也即进入奥斯曼上层社会）”的必要条件（sine quo non）。为了成为一个奥斯曼人，一个人必须在奥斯曼国家的军事或其他部门担任职务，他必须是一个遵守伊斯兰教法的好穆斯林，并知晓奥斯曼式的融合诸多伊斯兰传统的高雅生活方式。在奥斯曼帝国内部，有一整套基于社会阶层划分和穆斯林身份传统的逊尼派意识形态。不仅如此，掌握奥斯曼上层社会的语言，即吸收了大量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元素的奥斯曼土耳其语，是这个人跻身帝国精英阶层的前提条件。而一个能够符合以上诸能力和要求的人便被认为是一个好的奥斯曼人。换言之，奥斯曼帝国的精英阶层(askeri)可以来自不同族裔身份的人群，但是他们由于共同具备以上条件而成为一名奥斯曼穆斯林。尽管他们被期望出生时就是穆斯林或一出生便改宗伊斯兰，他们并不需要抛弃自己原有的族裔、文化和社会身份。实际上，在奥斯曼的穆斯林精英阶层中是不论族裔出身的，至少直到帝国的最后一个世纪时仍然如此。而一个非穆斯林出身的儿童，只要改宗伊斯兰便能成为执掌帝国军事或外交大权的军政要员。在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出自阿尔巴尼亚、阿拉伯、亚美尼亚和“罗马（Rum, 即希腊人）”裔的大维齐尔（vizir-i azam）和帕夏（pasha）们可谓灿若晨星，而这些奥斯曼精英们并没有抛弃自己所出身的文化和传统，他们只需要信仰伊斯兰并遵守教法，而不论其源出的族裔差别。
在奥斯曼帝国族裔认知的流动性特征所孕育的大背景下，我们可以说突厥性（Turkishness）长期以来便是帝国族裔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既不占帝国核心身份属性的主导地位，也不处于其边缘位置。奥斯曼帝国的“突厥”属性须等到19世纪的民族主义转向才能获得其崭新的民族身份定义。因此，直到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最后一个世纪时，“突厥”一词才被赋予了现代民族的含义。故此，“突厥”概念在奥斯曼帝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化需要进行详细的讨论。如果我们检视奥斯曼官方文件，便会发现“突厥”一词在奥斯曼帝国臣民和统治者中是耳熟能详的，但是“突厥”在古典奥斯曼文献中却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定义，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语境下体现出不同的含义。“突厥”在奥斯曼文献中的使用远比它的含义要清晰，但这并不能促使我们忽视奥斯曼国家所拥有的突厥遗产。实际上，奥斯曼官方使用的语言是突厥语，尽管这种奥斯曼突厥语吸收了大量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词。另外，奥斯曼帝国的米勒特体制也为不同族裔和文化的长期生存和延续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因为任何一个现代民族的构建都需要其社会、历史和文化基础。据此我们似乎可以认为，米勒特制度间接地推动了19世纪民族分离主义在奥斯曼帝国内部的高涨，而“突厥”认同在这场民族主义浪潮中也不能免俗。但是，“突厥”从未成为奥斯曼国家和民众的主体族裔标识。实际上，奥斯曼帝国对自身身份的构建是基于“天朝上国（Devlet-i Aliye，本意为伟大高尚之国）”观念之上的，而帝国民众长期以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什么独特的族裔身份。
这样一来，奥斯曼帝国的身份认同便成为一个难解之谜，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定义似乎都可以找到一席之地。在这些观点中，伊纳尔济克所提供的的答案最能令人信服。他将奥斯曼帝国定义为建立在巴尔干和阿拉伯土地上有着多重身份认同的帝国，并认为奥斯曼帝国绝非纯粹的“突厥帝国”。奥斯曼帝国的构建基于许多不同的族裔、人群、信仰和领土之上，因此将其界定为突厥国家是难以成立的。可能正是由于奥斯曼帝国身份的不确定性，塞里姆·德林格尔（Selim Deringil）在选取其奥斯曼帝国史著作的标题时十分谨慎，从而使用了“被良好守护的国土（The Well Protected Domains）”这个书名。而在奥斯曼帝国的复杂身份构成中，界定谁是“突厥人”便成为一个十分模糊的问题。西那·阿克辛（Sina Aksin）通过考察奥斯曼王室的家族起源来分析这个问题，他注意到了奥斯曼精英阶层对安纳托利亚土库曼移民（Turkmen）的偏见心理。阿克辛指出，奥斯曼王朝在族裔起源上虽然是突厥人并说突厥语无疑，但是早期奥斯曼酋长国的突厥渊源并不能成为构建奥斯曼帝国身份认同的有效资源。尽管在族裔上源出突厥，奥斯曼苏丹们却喜欢选择非突厥出身的女奴（cariyes）作为后宫配偶，由此导致奥斯曼苏丹的母亲和妻子们几乎从来都不是突厥裔。阿克辛这样总结道：“奥斯曼王室的突厥血统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日递减。”实际上，奥斯曼人往往使用“突厥”以指代粗鲁无知的下层臣民，因为“突厥的（Turkishness）”使人联想到游牧的土库曼人。在这一语境下，奥斯曼帝国精英阶层使用“无知突厥（etrak-i bi idrak）”一词来形容没有教养的无知群众，尤其是指安纳托利亚的游牧土库曼人或农民。很明显，奥斯曼精英阶层对“突厥”的这种使用场合是基于社会阶层划分而非族裔身份。我们绝不能忽视奥斯曼帝国内部精英（askeri）与普通民众（reaya, 本义为农民）之间鲜明的等级对立，而奥斯曼国家的上层统治者和官僚无疑将自己视为超越任何族裔身份（包括突厥）的精英阶层。
在奥斯曼帝国内部，“突厥人（etrak, Turk的阿拉伯语复数形式）”的含义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在16-17世纪，阿拉伯人使用“etrak”一词指代没有教养和文化的突厥人，而“罗马人（Rum）”则被用来指称奥斯曼帝国的文化精英和统治阶层。因此，在阿拉伯人看来，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的突厥语臣民无论其族裔出身或地理籍贯，都可以被称为“突厥人（包括巴尔干的穆斯林在内）”，而“罗马人”则专指奥斯曼国家上层的少数精英。这样看来，阿拉伯人对奥斯曼帝国内部核心和边缘的这种社会阶层划分和身份标识有着清晰的认识，但他们对这种身份划分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兴趣。而正是这种往往被阿拉伯人所忽略的“突厥人—罗马人”的社会阶层二分法，被无形中整合到了奥斯曼精英阶层的自我身份认知之中。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帝国精英阶层（包括艺术家和受教育者）始终意识到自己的文化和社会地位与帝国的其他臣民相比（如和普通突厥农夫和阿尔巴尼亚农民相比）是有显著区别的。因此，奥斯曼帝国的“罗马”认同指向以苏丹（自称Kaiser-i Rum，即“罗马人凯撒”）为核心的奥斯曼精英集团。这样一来，“罗马”所指代的地理范围仅仅是以伊斯坦布尔为核心的狭小地区。而“突厥人（Etrak）”是安纳托利亚的普通臣民，他们必须被帝国组织起来并由帝国官员们精心管理。因此，奥斯曼帝国中心—边缘（centre-periphery）的社会结构及其相互关系实际上才是理解帝国身份认同的关键。故而在解析奥斯曼帝国的“罗马”观念之前，有必要讨论奥斯曼帝国核心与边缘部分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