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综上可见，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通过房产和理财两种投资方式来提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空间十分有限，甚至还会继续收缩。与此不同的是，作为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来源，在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框架下，完善资本市场的繁荣和发展将有助于提振社会各类经济主体的信心，增加投资者的财产性收入，对促进消费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回顾历史上六个阶段股市上涨对消费的影响，或许有助于更好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是
1999年4月-2001年6月，上证综合指数从1100点升至2200点；社零增速在半年后，从1999年二、三季度6.5%-7%的水平迅速上升到2001年底10.1%的水平，社零增速扩大3.5-4个百分点；并带动GDP平减指数同比增速从1999年二季度末的-1.4%升至2001年二季度末的2.7%。这是历史上由股市较大行情提振消费信心、缓解通缩压力的经典案例。
二是
2005年11月-2007年10月，
上证综合指数从
1100点升至最高6124点，创下了上证综合指数历史最高点位；社零增速同步开始上升，从2005年底已属很高水平的13%左右的增速升至2007年10月16%以上水平，社零增速扩大3.9个百分点；并在那之后的一年时间里进一步扩张，社零增速在2008年9月最高达到22%。
三是
2008年10月-2009年7月，上证综合指数从1730点升至3400点，不到一年时间里指数累计涨幅接近一倍。半年后，社零增速从2009年7月15%扩张至2010年底18.4%，
社零增速扩大
3.4个百分点；
并带动
GDP平减指数同比增速从2009年二季度末的-0.7%升至2010年末的6.9%。金融危机时期的救市举措以及此后“四万亿”刺激政策、以股市上涨和政府投资带动消费。
四是
2014年5月-2015年6月，上证综合指数从2000点附近启动，升至2015年6月12日最高5178点，一年左右时间指数累计增长了1.5倍。然而，与过往不同的是，这一轮牛市并非是典型的“政策牛”，而是通过以高杠杆场外配资等方式推动的上涨，有比较明显的“泡沫”特点，因此对实体经济和消费信心提振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社零增速从2014年5月12%左右的增速，放缓至2015年6月10.4%，并在之后的一年时间里保持在这一增速水平。
五是
2016年2月-2018年1月，上证综合指数从2700点下方升至最高3500点上方，历时大约两年时间，累计上涨800点，上证股票走出了一轮较为典型的“慢牛”行情。同期，社零增速一直保持在10%左右的增速，高于同期GDP增速3个多百分点。
六是
2018年12月-2021年12月，上证综合指数从2500点下方起步，最高3700点上方，历时大约三年时间，累计最大上涨1200点，幅度为48%。股票市场不仅克服了疫情带来的冲击，而且再度走出了一轮震荡上行的“慢牛”行情。同期，社零增速波动幅度较大，剔除疫情冲击影响，社零增速高于同期GDP增速2-4个多百分点。股票指数持续走升，为这一时期居民消费需求稳定释放提供了有利条件。
综上所述，自
1999年以来，国内股票市场一共经历了大致6次大中型“牛市”。其中，除了2014-15年之外，2次股市上涨同步带动国内消费增速回升；2次股市上涨为之后居民财富增加，提振消费起到了先行作用；1次股市上涨为后续抑制消费增速快速放缓起到了积极作用。总的来说，股市走好通过财产性收入增加对促进消费产生了正向贡献作用。
三、不应低估股市上涨对消费的提振作用
一种观点认为，鉴于我国股市投资者结构，股市上涨对提振消费的作用有限。据统计，目前
A股主要以散户为主，如上交所的个人投资者中账户50万资金以下的占比80%，其持有市值在所有个人投资者中占13.8%，持有了3.2%总市值的股票。股票在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中的占比为6.4%。股市参与者以高净值投资者为主，而消费的主体则是中低收入阶层。因此认为，股市上涨对普通投资者增加收入的效应有限，因而在刺激消费方面的作用同样有限。
我们认为，有必要客观综合地看待股市上涨提振消费的问题。目前，个人投资者中，中小投资者占比较高，持有市值在个人投资者中占比不高；股票在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中占比较低，与我国目前人均
GDP水平仍处在中等收入水平是基本匹配的。虽然这一群体持有的总市值较低，但占流通市场比重明显要高。截至2024年三季度末，在流通市值口径下，个人投资者持股占比为30%，仅次于一般法人（占比47.1%）。应该看到，规模庞大的股民和基民队伍表明股市的个人投资者参与程度是很高的。如每位股民账户资金为较低的估算10万元的话，2亿股民参与股市的资金将达20万亿元。再者，基民数量也已达到7.5亿的全球最大群体。随着我国人均GDP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这一群体所带来的投资资金将大幅增加，股市上涨有助于这一群体的财产性收入增加，从而提振其消费能力和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