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论预防英国毁灭》发表一年后，随着对殖民地了解的深入，贝克莱的海外教育计划开始成形。在写给好友珀西瓦尔勋爵（Lord Percival，时任爱尔兰枢密院成员兼英国议员）的信中，贝克莱一方面表明自己对时局深感失望：帝国内部党争激烈，政治腐败，民众贪婪，工业革命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亦威胁和破坏了传统文化和道德，种种因素表明帝国的基业正无可避免地走向没落；一方面又透露他寄希望于美洲殖民地，“在我们西部种植园中改革英国人的风俗习惯，以及在美洲土著居民中传播福音，是两件大事，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是在西印度群岛的某个地方建立一所大学或神学院”。贝克莱告知友人，经过调研，他决定前往“百慕大岛度过余生。我相信上帝会保佑我，我会成为造福人类的微不足道的工具”。
在呈报政府的项目计划书中，贝克莱列举了百慕大的区位优势：民风淳朴，气候宜人，土地肥沃，等等。更重要的是，由于岛屿远离大陆，百慕大得以逃脱现代商业社会种种弊病的侵害。在此地打造西方文明示范区，犹如在白板上作画，能收事半功倍之奇效。鉴于法国和西班牙天主教势力在美洲的肆虐，贝克莱向国王乔治一世进言，“百慕大计划”能否顺利实施，关乎“英国王室、国家和教会的荣誉”，因此他迫切希望得到国王和议会的支持——去创建一个新世界模范社区，拯救岌岌可危的基督教新教，并以此捍卫西方文明的光荣传统。
1725年，“百慕大计划”获批。乔治一世为筹建的百慕大圣保罗学院颁发正式宪章——学院的官方印章上刻有一座灯塔，意指为向慕教化的印第安人（以及黑人）指引人生前程。国王本人慨然允诺每年从加勒比海圣基茨岛的土地收益中拿出一千英镑，议会也承诺从公共预算中拿出两万英镑，共同扶持这一重大项目。成功立项后，贝克莱备受鼓舞。在诗作《论在美洲传播艺术与学问的前景》
（“On the Prospect of Planting Arts and Learning in America”）
中，贝克莱哀叹一个正在衰败的欧洲已“失去活力、不再年轻”，现在将被迫让位于一个“更加美好的时代”，如此欧洲文明方能得以重生——在贝克莱眼中，美洲无疑即是那片“自然引导，美德统治”的魔法森林。作为谙熟历史的预言家，贝克莱指出“帝国的出路在西方”，在那里，随着一个崭新帝国的崛起，“人类历史上另一个黄金时代即将来临”——正如该诗的最后一段所言：“通往西部的帝国之路，前四幕已经结束；第五幕才是剧终之处，并将以最为壮丽的功绩谢幕。”据考证，诗中的前四幕隐喻同时代法国启蒙哲人伏尔泰所谓人类创造力和自由臻于顶峰的四个历史时期，即希腊伯里克利时代、罗马奥古斯都时代、佛罗伦萨美第奇时代和法国路易十四时代。贝克莱将美国的未来视为新型欧洲文明发展的辉煌时代，从而也益发强化了他投身殖民地道德文化建设的坚定信念。
不过，令贝克莱感到遗憾的是，由于“百慕大计划”和政府既定的佐治亚殖民计划相抵触，很快政府便以“难以兼顾”为借口搁置了这一项目。1727年，乔治一世驾崩，继位的乔治二世处处与老国王作对，在拨款问题上也不例外。贝克莱计无所出，只得发动亲友，向社会各界募捐。感佩贝克莱教长的为人[诗人蒲柏赞誉他是“当世道德完满之人”，曾将自己首部长篇诗作《温莎森林》
（
Windsor Forest
）
抄送教长，以示敬意]，与之交好的文化名人艾迪生及“涂鸦社”成员（斯威夫特、约翰·盖伊）等率先垂范，英国各界人士纷纷慷慨解囊，在短时间内共募集三千英镑，令贝克莱信心大增。1728年初，斯威夫特和贝克莱共同的好友海斯特（Hester Johnson）小姐不幸离世，临终前她立下遗嘱，将自己两千英镑的遗产赠给贝克莱。贝克莱坚信，这笔意外之财是神助的征兆（Providence），表明美洲之行是上帝指派他完成的神圣使命。
1728年8月，贝克莱率领新婚妻子及志同道合的四位艺术家朋友（两位音乐家、两位美术家）踏上前往美洲殖民地的征程，只不过此行的目的地已由百慕大改为罗德岛。理由很简单，根据熟悉殖民地状况的友人亨利·纽曼（Henry Newman，哈佛图书管理员）的看法，百慕大居民显得清瘦健康，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东西可吃（除了洋葱和卷心菜）；百慕大空气清新，因为那里时常被风暴和飓风席卷；百慕大岛上建筑貌似坚固，无非缘于当地地质灾害频发。更要命的是，百慕大岛上根本没有印第安人，而若要说服内陆的印第安酋长移民，恐怕唯有采取绑架手段——据说酋长的答复是，“除非你们派遣同样数量的年轻人和我们的部落成员一起学习有用的东西，比如狩猎、追踪和钓鱼，否则我为什么要差遣我的年轻人去学习你们那些毫无价值的东西？”——综上，百慕大显然并非宜居之地，亦非开展海外教育的理想场所。作为备选方案，纽曼建议的落脚点是罗德岛的纽波特（New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