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从西方政治思想接受者的角度看，中国在前现代经历过的外来思想的引进与传播，也能够启发我们思考现代西方政治思想跨文化传播的规律性问题。2000年前中国就遇到过第一次“西方”文化的冲击，那个西方是印度。佛教思想来到中国的时候，曾因其是蛮夷的宗教、与本土的儒家伦理和道教信仰相冲突而受到长期抵制，而后又在抵制和冲突中相互融合。我们可以考察一下中国人如何选择了大乘佛教而非小乘佛教，而后在进一步的选择中，又如何发展出本土特色的禅宗和净土宗并淘汰了其他宗派，在佛教的本土化过程中，如何与儒家、道教相融合，比如向皇权妥协，将忠孝观念纳入其教义，等等。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早期来华的经历也包含着类似的过程。当然，历史不会重复，现代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与历史上佛教文化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现代西方文化会彻底渗透和重新塑造中国文化，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走向，这是佛教文化做不到的。2000多年来，中外文化交流的方向都是“以夏变夷”为主，但现代西方文明却要“以夷变夏”。
现代西方文化已经持续向外传播了数百年，相对而言，中华文明是与西方文明全面接触比较晚的一个。当现代西方文化传播到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比利亚文明（拉美）、非洲文明的时候，它遇到的反应和我们中国人做出的反应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也可以作为我们思考中国问题的参照。
比如，要研究西方的自由概念在中国是如何翻译、阐释和消化的，我们可以看看印度的情况。印度人也有丰厚的文化积淀，依据他们本土的思想资源去解释西方现代文明的概念。在古代印度和中国都有“自由”概念，其内涵也有相通之处，都是指人类的一种心境，一种心理状态，一种内心的自由，一种生活态度等。当然印度要比我们更重视自由价值，中华文明仅仅在文化的偏僻角落和边缘地带有自由因素的微弱存在，比如在老庄的思想里。但即使在那里，它也不是主流。而在印度，由于对精神生活的高度重视和对超越主义境界的追求，“自由”属于它的主流思想传统。虽然他们也没有西方的政治法律意义上的自由，但他们追求一种内在的精神境界的自由，把这种自由的价值置于较高的位置。基于这样的传统，印度人会以自己的方式面对西方的政治法律意义上的自由概念。现代历史上，许多印度哲人都认为，他们自己文化中的这种内在的精神自由和积极自由，高于西方那种外在的自由和消极的自由。但印度人与中国人一样，要认识和实践西方政治法律意义上的自由，都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再比如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各地传播时，也发生了一些共性现象。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曾受到广泛的欢迎。较早的有康有为的《大同书》，虽然其理论基础与西方的社会主义有很大区别，比如它的佛教文化背景，但它毕竟是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社会主义的嫁接。到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热情急剧增长。不光马克思主义者和早期共产党人热衷于西方社会主义思潮，还有一些北洋军阀、国民党元老，当年都热衷于社会主义。最终，源于西方社会主义的一支获得了在全国范围内试验这种主义的机会。这是什么原因？如果我们有比较文明的眼光就会了解到，不单是中国人对它情有独钟，社会主义曾在世界各大文明中广泛传播。
在西方文化中，社会主义属于它的整体主义传统，是支流，只有经过与自由主义融合的社会主义即民主社会主义，在西方才会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但其他文明的主流传统都是整体主义的，所以，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西方的社会主义很容易在其他文明中产生共鸣。对外来文化“择优”还是“择劣”，取决于本土文化的特点。
社会主义在其他文明里面传播时遇到的问题，发生的各种变异，都会启发我们去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问题。社会主义这个流派前面能加上的修饰词是最多的。在西方，它已经有了许多修饰词，当它传播到各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时，大家都是戴着自己固有文化的有色眼镜来面对它的，都要将它与本土文化相结合，这就给社会主义赋予了本土的特征。社会主义的许多修饰词就是标志着文化、民族和地域特征的。
我们的精神血液是由本土文化构成的，这就注定了我们都是戴着文化的有色眼镜看待其他文明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的误读不可避免。由于中西两大文明的个性特征差距较大，相互认识对方也有着更大的困难。从这个角度上说，在中西文化接触的过程中，特别是其早期阶段，我们误读西方是正常的，不误读反倒是不正常的。
张福建教授讨论过史华慈对严复的解释是否正确的问题。史华慈在《追求富强：严复与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 the West）中认为，处在近代中国危机中的严复，为了救亡图存，以致有意无意间扭曲或错置了密尔思想的重心。使得原来以“个人自由为目的”的密尔，逐渐向“以个人自由为手段”的方向倾斜。张福建教授通过精细的文本分析，否定了史华慈的结论。但笔者认为，从文明交流的一般趋势上判断，严复必然是如史华慈所言，否则就不正常了。在严复那个时期，不误读密尔是不太可能的。而且他的误读只能往这个方向走，即从国家主义的角度去误读，夸大密尔思想里的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因素。严复早期所受到的教育和熏陶基本上还是原汁原味的、纯正的中国文化，他戴着纯正的中华文明的有色眼镜去观察和解读西方文明，必然会出现这种误读。
如果说严复的误读不可避免，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能够认识和判定他的误读？我们也是中国人，我们怎么能超越自己文化的局限？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在西方文化渗透更深、现代化水平更高的文化环境下。到我们这一代，已经没有纯正的中华文明了，中华文明已经完全被西方文化所渗透，当代中华文明是中西文明水乳交融的产物。与严复时代相比，当代社会与西方文明的距离要近得多。正因为我们的生活环境与西方的差距缩小了，与传统拉开了较大的距离，使我们的精神世界比严复那一代更接近西方，从而能够发现先人的误读。当然，我们这一代也会有我们时代的误读，严复时代纯粹的中华文明的有色眼镜今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支离破碎的中华文化，被西方文化重新塑造过的中国文化，它会构成新的眼镜的底色。
一种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民族认识世界的方式，外来的思想一定要纳入这种文化的框架当中才能得到理解，这就迫使我们正视对西方文化的误读问题。
怎么样才能避免这一误读呢？它有赖于我们对西方文明认识的深入，而对西方文明认识的深入则有赖于我们这个社会进一步的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缩小了和西方文明的差距，也就缩小了我们的精神世界与西方的差距。这样，我们对西方的某个概念、某种思想观念的认识的差距就会缩小。当代中国思想界头脑比较清醒的学者，对自由、人权、民主、法治、宪政这些概念在理性层面的认识已经和西方没有多大差距。这不是说现在的人比我们的先辈更高明，而是因为我们的精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现代化了，这就使我们比前人更容易理解西方的政治和政治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