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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9月，翟裕生跨入了北京大学的校门，一进入闻名已久的地质馆，他就受到老同学的热情关照，翟裕生回忆“真有回到一个温暖家庭的感觉”。
北京大学是我国现代大学中最早开展地质教育的高校，地质系在当时北京大学理学院的学科中资源雄厚、声誉甚隆，李四光曾在这里担任过系主任。翟裕生入学时，孙云铸、王烈、王鸿祯，张炳熹、马杏垣、王嘉荫、王大纯、杨起、郝诒纯、董申保、潘钟祥、陈光远等大师和中青年骨干荟萃，当时担任系主任的是中国地质学会的成立会员、著名古生物学家孙云铸。
从一年级普通地质学课程开始，翟裕生和他的同学们就开始跟随着这样一批中国乃至世界一流的地质学家学习。在北大，他学了矿物学、岩石学，学会用显微镜，看到晶体结构、看到特殊漂亮的标本，喜不自胜，对地质学的兴趣愈发浓厚，像海绵一样迅速地吸收新知识。
翟裕生第一次出野外是跟随马杏垣去京西黑龙潭观察，马先生对一处岩墙与地层的接触面的讲解给翟裕生留下了一生难以磨灭的印象。在跟随老师们坐简易客货混车去大同看破火山口的路上，翟裕生向坐在身边的杨起请教，当时杨先生用铅笔画立体图给他耐心讲授正断层、斜断层、逆断层的区别，翟裕生至今记忆犹新。
翟裕生说，自从第一次跟随张炳熹先生坐在火车上对照地质简图，看沿途的地质概况起，自己“这一生不管坐火车还是坐飞机，都会随身带着一张区域地质图，去观察地貌和地质……”只要一谈到自己的老师们，翟裕生总是充满深情：“他们很有责任心，爱护我们就像爱护自己孩子一样，从各方面帮助我们很好地成长。”也正是在这些前辈科学家、教育家悉心栽培和哺育下，与翟裕生一起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的12名同学后来都成为优秀的学者，其中涌现出3位中国科学院院士。
翟裕生的北大岁月正值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变革时期，新中国的曙光渐行渐近。北京大学作为引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春雷的发源地，再次站在了历史的潮头。中学就一直积极上进的翟裕生进入北大后与地下党员同学和进步同学有了更多接触，他阅读进步书刊、向往解放区的革命风貌，参与迎接解放、保卫学校的工作。1949年10月1日，翟裕生作为北大地质系学生被抽调参加开国大典的纠察工作，有幸在现场见证了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伟大历史时刻，也正是从此刻开始，翟裕生大学岁月进入到充满激情的红色年代。
系统成论 成矿立学
新中国百废待兴，地质工作“一马挡道，万马不能前行”。1952年夏，翟裕生大学毕业，志在用地质知识和技能报效国家的他，将自己的工作志愿地选在新疆和西藏。也是在这一年，国家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洋大学、唐山铁道学院等院校的地质系科合并组建为一所新的大学——北京地质学院，重点培养国家建设急需的地质专门人才。组织上动员翟裕生去参加北京地质学院建设，他服从了安排。自此，学校经历了坎坷的办学历程，翟裕生也始终与之相伴，几十年过去，他从一名年轻的先生成长为院士，从一名年轻的教员成长为校长。
北京地质学院建立当年，在全国招收了1200名新生，这让年轻的翟裕生看到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希望。他对新同学说，跟自己同一届上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同学只有12人，而北京地质学院一建校招收的学生规模就相当于他们当年的100倍！这反映了国家对地质工作的重视，反映了对地质人才的迫切需求。在北京地质学院，翟裕生进入冯景兰、袁见齐、张炳熹等著名教授所在矿床教研室任教，青年教师翟裕生教学科研生涯由此起步。他先后被学校选派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俄语，赴长春地质学院攻读研究生。
1955年，翟裕生第一次为学生讲授矿床学课程。1957年他完成了对河北大庙斜长岩及钛钒磁铁矿矿床成因进行探讨的研究生论文，他的研究成果被认为填补了我国斜长岩类及钛钒磁铁矿床研究的空白，一直被同行所引用。
此后，翟裕生在矿田构造、金属矿床和区域成矿等领域有系统的创新成果。他参与组织了湘、赣、闽、浙四省内生金属成矿规律研究，这项研究成果被评为上世纪60年代我国区域成矿研究的重大成果。1984年，他主编了第一部《矿田构造学概论》专著，还系统研究了超大型矿床的构造控制，发展了构造成矿理论。
1965年，翟裕生系统论述了不整合面对内生成矿的控制作用。1979年，他提出控矿构造研究与矿床成因研究相结合的思路。1981年，翟裕生用系统综合法对侵入岩体接触带构造进行了全面研究，提出了控矿侵入接触构造体系观点。1972～1976年，他和李文达、陈毓川等人共同组织了“宁芜火山岩区铁铜成矿规律和找矿方向”的研究项目，系统地研究了宁芜地区的铁（铜）矿成矿特征，解剖了火山—次火山岩型铁矿特征，共同建立了玢岩铁矿成矿模式；完成了《宁芜中段铁、铜矿床地质特征、成矿规律及找矿方向》研究成果，对我国的火山岩区矿床研究起到推动作用。翟裕生深入研究了成矿系列中各矿种、矿床类型间的内在联系，建立了成矿系列的时间、空间和物质结构模型，与同行合作发表了《成矿系列研究》专著，并在此基础上又提出“成矿系统及演化论”，发表多篇论文，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