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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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和第二章构成本书的第一部分。第一章主要讲述了莎菲克和萨德克的早年经历。从家庭关系上看，莎菲克和萨德克是一对叔侄，二者的年纪相仿，实际上属于同一代人。因此，在接受教育的路径上，莎菲克和萨德克的经历也十分相似，先后在大马士革、黎巴嫩山（Mount Lebanon）、贝鲁特等地求学。在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莎菲克和萨德克都离开了家乡大马士革，定居伊斯坦布尔，担任行政中心的帝国官僚。除了这两位主人公以外，本章还交代了其他的一些家庭成员、他们的社交生活，以及伊斯坦布尔的精英文化与多元主义。第二章聚焦莎菲克与萨德克的职业生涯。一方面，他们算得上是精明能干的国家官员，对于奥斯曼帝国怀有强烈的归属感；另一方面，他们也经常把手中的政治资本当做筹码，以权谋私、捞取个人利益。例如，莎菲克通过一系列社会网络与权力运作，成功解决了涉及家族利益的土地纠纷、刑事案件，甚至是针对他本人的指控。相较于莎菲克的贪污行为，萨德克在1893-1897年间的政治活动更直观地折射出帝国统治的“阴暗面”，其中包括他参与处理的贫困社区的霍乱，以及针对帝国东部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
第二部分主要包括了第三到六章。这一部分的主人公是萨德克，主要内容围绕着他丰富的外交经历展开。第三章叙述了1888-1903年由萨德克承担的三次外交任务，其中包括1888年陪同俄国大公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Sergei Alexanderovich）访问黎凡特地区、1898年被派往德国柏林，以及二十世纪初代表政府前往俄罗斯、克里米亚以及奥斯曼巴尔干地区。以上的这些外交活动，无一不密切关联着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帝国内政外交上的一连串重大事件：1877-1878年俄土战争、德-奥之间的军事合作，以及巴尔干地区日益动荡的政治局势。不停转变的政治定位、文化环境与地理空间深刻地塑造了萨德克的世界观，迫使其适应、中和不同的“惯习”（habitus）。接下来的两章主要透过萨德克的两本游记——《撒哈拉游记》
（
Afrika Sahra-yı Kebiri’nde Seyahat
）
和《阿比西尼亚游记》
（
Habeş Seyahatnamesi
）
——深入剖析了这位奥斯曼官员对“他者”（Other）与“自我”（Self）的身份认知与界定。1895年，萨德克受指派到撒哈拉地区，其主要任务是观察、协商以及提出政策建议，以巩固奥斯曼帝国在该地区的地位。在利比亚沙漠中，萨德克遇到了和他一样操阿拉伯语的游牧民族；在旅行笔记中，他却有意识地把对方构建为一个熟悉的“他者”，称之为“土著”（natives）、“贝都因人”（Bedevi）而不是“阿拉伯人”（Arap），并刻意与之拉开距离 —— 即使这个“他者”与他共享同一套母语、宗教信仰以及政治忠诚。在一个与自己的语言、宗教甚至文化密切相关的地区旅行时，萨德克并未提及任何相似性或熟悉感，这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实际上，他在书写、建构一个“乡村的/贝都因的/非现代的”“他者”的同时，也在向伊斯坦布尔的读者群体不断宣告着自己“城市的/奥斯曼的/现代性的”归属
（Minawi，
Losing Istanbul
，118）
。因此，与其说萨德克的《撒哈拉游记》是对“他者”的客观民族志书写，毋宁说是写作者自身对于“阿拉伯人”认同焦虑的一种文学投射。在1904年的阿比西尼亚之旅中，萨德克在构建自我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增添了“种族化”（racializing）的话语，因而变得更加复杂。与黑人土著打交道的经历，使他把自己归类为具有文化优越感的“白人”（Whites）；这一身份认同，自然也适用于远在伊斯坦布尔的潜在读者——即一般意义上的奥斯曼人。这位外交官在其记述中，将一切异质文化实践——无论是饮食习俗、价值观念还是社会风尚——都简单归因于某种本质化的种族特性，将其武断地等同于与肤色直接关联的蒙昧、迷信与非理性。尽管在奥斯曼帝国的官方档案体系中，并不存在以“种族”（race）为基础的系统性分类架构，它也从未成为帝国治理中人口管理的核心原则；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种族主义”（racism）成为全球化现象的十九世纪，奥斯曼人对这一观念是完全免疫的。在当代奥斯曼史研究中，学者们普遍主张审慎对待“阿拉伯人”（Arabs）、“土耳其人”（Turks）等族裔-种族化标签（ethnoracial markers）的阐释效力，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尚未完全兴起的历史阶段
（Minawi，
Losing Istanbul
，12. 关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简要学术评述，参见陈功：《十字路口前的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上海书评》2022年四月第4期）
。然而，在本书的作者看来，在一战之前已经出现更早期、非正式的族裔-种族区分潮流。因此，阿拉伯裔-奥斯曼人经历的被边缘化感，并不是青年土耳其革命之后突然出现的，也不是地方政治家所虚构的。它是一个更为漫长的过程，而在1908年革命之后，特别是在革命的承诺落空之后，这一进程才真正浮出水面
（Minawi，
Losing Istanbul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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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与尾声是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在第七章中，写作的焦点再次落到了莎菲克身上。在经历了革命带来的动荡之后，莎菲克重新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地位，在议会中担任叙利亚代表；与此同时，他也积极参与并领导阿拉伯政党活动，以对抗议会中长期存在的“反-阿拉伯”倾向。在这一时期，语言、文化、政治身份等敏感问题在公共舆论中得到了热烈讨论。尾声部分主要谈到了莎菲克与萨德克政治生涯的终结，以他们为代表的阿拉伯裔-奥斯曼帝国主义者如何从历史舞台上谢幕、退场，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在一战期间及之后所经历的命运：阿宰姆扎德家族的成员分散在土耳其-叙利亚国境线的两侧，各自在某个远离伊斯坦布尔的地方，分别讲述着不同版本的家族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