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工作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穷人家的孩子放弃了自己
当我提及我们社区的困境时，总能听到诸如此解释：“白人工人阶级的前景确实恶化了，但你把本末给倒置了。他们的离婚率在增加，结婚率在降低，幸福感也在下降，但这是因为他们的经济机会下降了。只要他们能得到更好的工作，他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就会相应地好转。”
失业的美国白人工人。
我自己年轻时也曾这样认为，它听起来很有道理，没有工作会造成很大压力，而没有足够生存的钱会更有压力。随着中西部的制造业中心被掏空，白人工人阶级不仅失去了自己经济上的安全感，还随之失去了稳定的家庭和家庭生活。
然而，那些艰难的经历教给了我一点：这种关于经济上不安全感的说法有其偏颇之处。几年前，在我进入耶鲁法学院前的那个夏天，我想找一份全职工作，以便攒钱搬到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New Haven）市。我家一位朋友建议我在家乡附近一家中等规模的地砖分销公司打工。地砖特别重，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把地砖搬到货板上，为运走做准备。
这份工作虽不轻松，但一小时能挣13美元，而我正需要用钱，所以就接受了这份工作，并尽量多轮班和加班。虽然公司能提供如此相对稳定的环境，但管理者发现我在仓库的这一职位很难找到长期员工。在我离开之前，仓库共有3 名员工，虽然我当时只有26 岁，却比其他员工年长许多。
其中有一名员工叫鲍勃，他在我之前几个月刚刚到这个仓库工作。他当时19 岁，有一个怀孕的女友。经理非常体贴地给了他女友一份接听电话的行政工作。他和他女友的工作表现都非常糟糕。他女友差不多每隔两天就要逃一天班，而且从不预先通知，而他则是长期迟到。不仅如此，他每天还要上3~4 次厕所，一去就是半小时以上。他的表现实在是太差了。
最终，鲍勃也被解雇了。被解雇时，他对着经理怒斥道：“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不知道我有一个怀孕的女友吗？”而且像他这样的还不止一个，我在地砖仓库工作的短短时间里，至少还有两个人也丢掉了工作，其中还有鲍勃的表哥。
太多的年轻人对努力工作并不感冒，而好的工作岗位却总是找不到人。一个年轻人有着各种需要工作的理由，如要供养未来的妻子还有即将出生的孩子，他却丢掉了一份有着很好医疗保险的不错工作。更令人不安的是，当丢掉自己工作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身上就缺少一种主观能动作用——他认为自己对自己的生活掌控很少，总是想要责怪除自己之外的任何人。
《事故共和国：残疾的工人、贫穷的寡妇与美国法的重构》
作者：约翰·维特
译者：田雷
版本：上海三联书店 2008年6月
重现19世纪晚期的工人与社会保险：令人震惊的工人伤亡率、工人的互助保险协会、大规模的移民潮、泰勒主义管理的兴起、重塑自由劳动理念的斗争、欧洲的社会工程与美国的反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遭遇、进步时代劳动关系的政治经济学。
那些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担心的是中西部工业地区经济的下滑，以及白人工人经济中心被掏空。他们指的是制造业的岗位流向海外，而那些没有大学学历的人更难找到中产阶级的工作。确有此理。但是，当工业经济向南移的时候，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在不利的条件下，人们用最坏的方式来应对，现在的美国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鼓励社会的溃败，而不是抵御腐败。
阶层的文化烙印
童年的习惯仍在限制成功
实际上，我身上也有不良的习惯。那些帮助我顺利度过童年的习惯在我长大后，仍在限制了我的成功。这就是穷困的乡下人。一看到发生冲突，我就会逃跑或准备打架。而这对于我处理目前的关系中并没有多大用处，但如果我小时候不这么做，肯定会陷入家庭争端的泥淖。
《不平等的童年：阶层，种族和家庭生活》
作者：安妮特·拉鲁
译者：张旭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12月
贫困家庭、工人阶级家庭、中产阶级家庭及富有家庭占有不同的资源，这种不同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养育子女的点滴例行上，并有可能对孩子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实现美国梦的机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现在有时候，妻子仍然提醒我，不是每次受到轻慢，如摩托车横冲直撞地经过，或邻居苛责我的狗的时候，都要跟人家干仗。尽管我会冲动，但我每次都承认也许她是对的。
几年以前在辛辛那提，我开着车和她一起，一个人抢了我的车道。我按响喇叭，那家伙冲我竖起了中指。我们一块儿在红灯路口停下的时候（他在我前面），我解开安全带，打开车门。我想要他向我道歉（有必要的话和他干一仗），但我的理智占了上风，于是我没有下车而是关上了车门。
妻子非常高兴看到我改变了想法，于是没有朝我大喊让我别像个疯子似的（以前发生过），她告诉我她为我抵制住原始冲动而感到自豪。那个司机错在侮辱了我的自尊，而我童年时所有的幸福感几乎都是基于这种自尊的，自尊让我远离了校园恶霸的骚扰，让我在母亲被某个男人或他的孩子侮辱时给予她支持，自尊还给了我一些慰藉，无论多小都让我感觉能够掌控命运了。
在我人生的头18年左右，中途退缩会让我被冠以“孬种”“弱鸡”或“娘炮”的名号。但我生命的大部分教会我做出理智、正确的决定，虽然这对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说可能不屑一顾。于是那件事之后的几个小时，我默默责备了自己。但这也是一种进步，不是吗？总比用拳头教训那个混蛋如何文明驾驶而进了监狱好吧。
家庭的负重
“我身后的那个世界总能有办法拉我回去”
我工作体面，住房无忧，爱情甜蜜，幸福地生活在我热爱的城市辛辛那提，有了一个温馨的小家，养了两只狗。我成功实现了向上流动，实现了梦想。至少外人看来是这样。
但上坡路永远不会平坦，我身后的那个世界总能有办法拉我回去。母亲又开始吸毒了。她从她第五任丈夫那偷传家宝去买毒品（我猜是处方鸦片类药物），而他则把她逐出家门。他俩在闹离婚，她也无处可去。
我曾对自己发誓再也不管母亲了，但我这个发誓的人自己却变了。我仍在探寻那几年前已经丢弃了的基督信仰，虽然很艰难。我第一次认识到，母亲童年的精神创伤有多严重，也意识到那些创伤永远没有真正愈合过，对我来说也是如此。所以当我得知母亲活得很糟时，没有悄声辱骂然后挂断电话，而是主动要求帮助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