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不过，这则故事只是见于民间野史，听起来也过于荒谬，可信度不高。洪武十七年，朱元璋已经年逾五十，不仅熟习经史，而且亲自批阅奏章，撰写诗文，绝不可能看不出武将断章取义。按《闲中今古录》的说法，洪武年间的文字狱是起于洪武十七年。然而洪武六年朱元璋就已经数次颁布表笺格式以及字讳回避事例。事实上朱元璋之所以大兴文字的原因，不外乎加强集权统治，厉行文化专制。
由于朱元璋出身社会底层，绝对的赤贫阶层，以至于父母死后都没钱买一口棺材来好好安葬。朱元璋日后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
因为起自民间，深受其苦。所以朱元璋对元末法纪紊乱、政治腐败的教训记忆犹新。总结元末政局的弊病，为避免前车之鉴和巩固专制统治，朱元璋尤其注重严刑峻法来恢复和整治社会秩序。他总结说：“奈何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因此他认为，“纲纪法度，为治之本。”他也试图通过法律框架来对官吏进行监控和管理，对功臣进行约束。
建国后，朱元璋对跟他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的开国元勋们采取重用的政策，给他们的待遇也相当的丰厚。为了回馈这些文臣武将，朱元璋颁发给他们丹书铁券，也就是民间演义中所说的免死金牌，做为功臣世代保持特权的信物。铁卷可延及子孙，使功勋家族、后裔世代沐浴皇恩。对朱元璋来说，这是一笔交易，希望借此可以换取他们对明帝国的忠心，以图皇权永固。
但说实话，朱元璋对这些开国功勋还是有些不放心的。比如蓝玉这个人就时常恃功不法，《明史.蓝玉传》说他“乘势暴横”，一路立功但又一路惹事。他随意占据民田，有御史介入调查，还被他痛打一顿。北征归来，夜至喜峰关，关吏没有及时开门迎接，就纵兵夺门而入。（“尝占东昌民田，御史按问，玉怒，逐御史。北征还，夜扣喜峰关。关吏不时纳，纵兵毁关入。帝闻之不乐。”）
建国之初，朱元璋对这些人的恶行还能容忍，因为此时国家初定，屁股底下那把龙椅还没有想象中坐得那么稳固。北有蒙元残余势力骚扰，西南、东北有元朝藩王割据，各地农民起义也还时有发生。虽然像蓝玉这样劣迹累累的功勋，朱元璋也很不满意，但毕竟还有可用之途。
后来的事，大家也都很熟悉了。对于朱元璋的批评，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他屠戮功臣。后世的史学界对此也是各抒己见，所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士亡。”专制政权的排他性，决定了君臣之间的关系本来就很难处理，所以才会有伴君如伴虎之说。开国君主需要建立和巩固绝对的皇权，而屠戮功臣就是一种剪除后患的极端手段。借用李白的一句诗：“我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陨身。”
还是拿蓝玉来举例，结局可谓悲惨。被处以剥皮之刑，并将其皮传示天下。到了明朝末年还一直存放在四川。据欧阳直在《蜀乱》中说：“初献贼（张献忠）入蜀王府，见端礼门上奉一像，公候品服，金装，人皮质，头与手俱肉身。据内监云，明初凉国公蓝玉，蜀妃父也，为太祖疑忌，坐以谋反，剥其皮，传示各省。”
明帝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构成本就十分复杂，导致矛盾重重，斗争尖锐。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以刘基为首的浙东集团，还有像蓝玉、徐达、常遇春等一批农民武将。这些势力，对朱元璋来说都是有可能挑战自己权威的力量。加之年龄的增大，自己死后接班人能否驾驭得了这些久经历练的老臣就成了朱元璋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