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 数字劳动的无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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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企业形成“996常态”，首要原因是这些企业大都采取了崭新的平台组织模式。如同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所揭示的那样，现在商业的转型是从流水线、资源集中型、生产主导型的产业模式，转型到需求主导型、多边的产业模式。在旧模式中，规模是投资和发展企业内部资源的结果，但在网络世界中，规模来自培养建立在业务之上的外部网络。也因此，企业内部的工作更形复杂，要求也更高。

如果说工业革命是围绕工厂来组织的，那么，在一种宽泛的意义上，今天的商业变化则是围绕数字平台来展开的。事实上，我们的经济正在发生一场重组，在其中，平台主似乎发展出远较工业革命时代的工厂主更为强大的力量。 反映在劳动上，其正经历从传统的基于雇佣劳动的工厂制向基于隐性劳动的平台经济模式过渡。

什么是隐性劳动？女性主义学者阿琳·卡普兰·丹尼尔斯（Arlene Kaplan Daniels）于1987年最早提出了“看不见的工作”（invisible work）一词，用以描述那些“无论其地位如何，都是艰难而又不得不做的工作”（意味着艰苦、无聊、棘手、麻烦、紧张）。通常这样的工作落在谁手呢？女性。

所以，隐形劳动特指那些在文化和经济上被贬值的女性无偿劳动，特别是家务和志愿工作。后来，这一概念被扩展到描述各类女性化的再生产劳动，如家政工作、情绪劳动和照护工作；也涉及到更广泛的非再生产劳动，如“脏活”（dirty work）、性工作、残疾人的工作、数字劳动、后台工作等。

说到996，需要特别讨论作为隐性劳动的数字劳动。“数字劳动”（digital labor）是一个复杂概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界说。如蒂齐亚纳·特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以互联网用户无偿、自愿的网络行为所提供的“免费劳动”来界定“数字劳动”（2000）。特勒贝·朔尔茨（Trebor Scholz）总结出“玩乐劳动”（playbor）的概念，指的是互联网上的休闲、娱乐和创造性的无偿活动，正在模糊劳动与玩乐的界限（2012）。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ox）所认为的数字劳动则包括信息通信技术行业整个价值链上所涉及的各种劳动。

和996相关的数字劳动，更近于福克斯的定义。福克斯2014年出版《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一书，认为数字劳动是以对劳动主体、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的异化为基础的。他区分了数字工作（digital work）与数字劳动，指出数字工作意味着借助人类大脑、数字媒体与表达对人类的体验加以组织，其方式是创造新产品，而数字劳动是数字工作的价值维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通过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加来维持的。就数字媒体而言，福克斯将其意识形态描述为两种形式：1）社交媒体被呈现为一种参与文化和新民主形式；2）剥削被玩乐的外表所隐藏了。

严格地来说，“996”不属于社交媒体上的用户劳动，它是可见的工作，为什么我们又说它同样属于一种隐性劳动呢？这是因为，“996”所基于的是一种新的隐性劳动模式。

技术带来的自由成为新的奴役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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