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香 | 那些糊涂蛋知识分子如何把二十世纪搞得一团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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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未必是「坏人」，但索维尔批评左翼知识分子智识上的「懒惰」。这种「懒惰」首先体现在他们倾向于诉诸道德直觉而不是实证论据来支持其观点。「美国最富的20%人口和最穷的20%人口贫富差距十年间又扩大了xx倍」这样的说法，会让无数知识分子热血沸腾，但很少有人会指出，有研究显示，虽然抽象的「阶层」贫富差距可能在扩大，但是由于社会的流行性，20%最穷的具体的人的收入增长速度其实远远快于最富的20%人口——也就是说，十年后的穷人大多早就不是十年前的那批穷人了；他们总是不假思索地支持「反战」、「裁军」、「和谈」，却忽略从二战到冷战，必要的军事威慑往往是持续和平的前提；他们还经常为警察对嫌犯密集开枪这样的「暴行」而气愤填膺，却没有人关注过开枪距离与命中率之间关系的知识——一项研究显示，即使在仅有六英尺的近距离内，警察开枪射击时也会有一半完全错过目标，在十六至二十五码距离时，射中目标的比例只有14%……换言之，他们总是被一个词汇、一个陈述或者一个场景带来的「第一印象」所俘虏，却缺少对其背后的事实与逻辑刨根问底的耐心。用托尼·朱特在《责任的重负》中描述雷蒙·阿隆的话来说，阿隆对很多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最大的不满在于，「他们不严肃」。

以道德的热忱来取代对事实的深究，还体现在对批判对象的道德脸谱化上。在左翼的话语里，总是充满了「贪婪的资本家」、「阴险的石油大亨」、「嗜血的武器制造商」、「冷血的保守派」……这样的形象，尽管这些深入人心的形象鲜有明确论据支撑。对石油企业发起的无数次联邦调查没有发现它们操控油价的明确证据；二战期间防止英国象法国那样迅速沦陷的，是武器制造商所制造的战斗机而不是和平主义者的深情呼唤；一项调查显示，就慈善捐款数额、捐款收入比、当志愿者时间等指标来看，美国的「保守右翼」都比「自由左翼」所付出的更多。

当然，当经验论据不足以支撑对批驳对象的道德丑化时，影视作品、大众媒体、小说戏剧可以通过虚构的方式实现这一点，「在荧幕的虚构角色中，只有37%的企业家属于正面角色，而奸商、坏家伙的比例几乎是所有其他职业的两倍。更糟糕的是，他们在荧幕中是在是太恶劣了，有40%的谋杀和44%的不道德罪行是他们所犯下的……」。 当「贪婪的资本家」、「阴险的石油大亨」、「嗜血的武器制造商」、「冷血的保守派」等形象弥漫到大众文化工业的角角落落时，这些虚构的形象就成了事实本身。

智识的懒惰还体现在反思的欠缺上。一个医生如果出现严重「误诊」，或者如果一个工程师的设计出现严重误差，一般来说会导致他们职业上身败名裂。但是，当那些「社会工程师」在智识上出现严重「误判」时——令索维尔感到惊异甚至「嫉妒」的是——他们不但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甚至还可以继续充当「知识教主」。萨特1939年从德国学习归来，得出结论说「法国和希特勒治下的德国情况差不多」；罗素在二战前极力推动英国单方面裁军和削减军备；萧伯纳三十年代访苏之后为斯大林唱赞歌；乔姆斯基曾经为红色高棉辩护；斯诺六十年代中访华后，坚定批驳了中国不久前曾出现饥荒的「谣言」……「知识分子的一个让人惊讶的特权，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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