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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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显庆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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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治对手的长孙无忌等先后死去，唐高宗的威胁彻底解除。当年六月，“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完全实现唐太宗崇尚本朝冠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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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定方平定西突厥叛乱，“九月，诏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北拔汗那、悒怛、疏勒、朱驹半等国置州县府百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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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西部边疆形势获得巨大进展。苏定方等战将随后转战百济战场，显庆五年十一月取得胜利，高宗在长安举行受降仪式，大赦天下。这是高宗经营中国的高峰时刻，唐朝在西部的版图大规模扩展，东方也大有发展。高宗在东西两翼都让唐朝的威望获得显著提升，形势明显超过了贞观。
龙朔二年二月，高宗在内政上最大的动作是改革官名，《唐会要》记载为：“龙朔二年二月，改易官名，敕司刑太常伯源直心等复位格式，唯改曹局之名，而不易篇第，至麟德二年奏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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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时期官司易名这是第一次，规模巨大，为什么要进行官名改易，根据孙英刚的研究，依据当时流行的纬书及其理论，这是一个自我革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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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制礼作乐举措，称得上是政治上的重大事件。
总之，“废王立武”之后，唐高宗完全执政，大权在握，内政外交无不进展顺利，皇上正处在春风得意时节。此时再推出沙门礼敬君亲政策，不仅能够继续获得政治发展，更能伸张三百多年来委屈的王权，超越隋炀帝、唐太宗等诸多帝王，帝王的美誉和声望都会大幅攀升。
三、皇帝的诉求及其方式
四月十五日，唐高宗下达命令，要求朝廷集议沙门礼拜君亲问题。皇帝既然要出家沙门等致拜君亲，为什么不直接下令执行，为什么要先行讨论？即使是下达廷议之令，采用的却是“敕旨”这种方式。凡此种种，都应该不无意义。
皇帝的“王言”可简称为诏敕，《唐六典》中书令条下有清晰的文字表述，“王言之制”，具体所指为：
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册书（立后建嫡，封树藩屏，宠命尊贤，临轩备礼则用之），二曰制书（行大赏罚，授大官爵，厘年旧政，赦宥降虏则用之），三曰慰劳制书（褒赞贤能，劝勉勤劳则用之），四曰发日敕（谓御画发敕也。增减官员，废置州县，征发兵马，除免官爵，授六品已下官，处流已上罪，用库物五百段、钱二百千、仓粮五百石、奴婢二十人、马五十疋、牛五十头、羊五百口已上则用之），五曰敕旨（谓百司承旨而为程序，奏事请施行者），六曰论事敕书（慰谕公卿，诫约臣下则用之），七曰敕牒（随事承旨，不易旧典则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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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种王言，可以继续分类为册书、制书和敕书。敕书包括发日敕、敕旨、论事敕书和敕牒。《今上制沙門等致拜君親敕一首》名为“敕一首”是不错的，正文中开篇就是“敕旨”二字。敕旨属于敕的范围之内，“谓百司承旨而为程序，奏事请施行者”。那么，应该如何理解这首“敕旨”呢？
根据《六典》给出的解释，敕旨是各官司机构提出的具体政见，获得皇帝的批准后成为王言，然后下达执行。但是，致拜君亲的这首敕旨应该是哪个部门提出的，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在敕旨的最后，有“光禄大夫、右相、太子宾客、上柱国、高阳郡开国公臣许敬宗宣”字样，这是王言最后中书省官员的签署残留。许敬宗是中书省长官中书令，因为朝廷刚刚改过官名，中书省改为西台，中书令称右相。如果所有的签署都能保留，就可以知道这件敕旨的起草机构，可惜资料不全。
“敕旨”是机构意见，在“王言”的总体中占据很大比重。如今，我们能够看到唐代“敕旨”，主要靠传世文献《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凡是机构或机构负责人的上奏建议，敕旨通常情况下都是“依奏”“宜依”等批示，或者加上一些补充建议。《册府元龟》记载一则唐穆宗太子时期的故事，文如下：
穆宗寛仁大度，天资博厚，喜愠不形于外。元和末，帝在东宫时，侍读谏议大夫韦绶奏帝学书，“至‘依’字辄去其傍‘人’字，臣问之故，答曰：‘君父每以此字可天下之奏，臣子岂合书之。’宪宗深嘉叹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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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议大夫韦绶向宪宗汇报太子的事迹，宪宗很高兴，因为太子避讳皇帝经常使用的字，即“依”字。我们从中看到的信息，在敕旨这类王言的形成中，皇帝经常使用“依”字。
沙门致拜君亲这首敕旨，具有很强烈的皇帝个人色彩，不仅使用了“朕”字，讲明了皇帝的意志如何：“今欲令道士女官僧尼，于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详议奏闻”。“今欲令”毫不含糊地表达了皇帝本人的个人意志。皇帝是明确赞同沙门等礼拜君亲的，现在又要求大臣们进行讨论。在唐朝，这就是集议制度，最后有关部门要把讨论结果上奏。所以，《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的命名不确，应该把“议”的主题显现出来，或者称作“有司详议沙门等礼敬君亲敕”更合适。后来的资料证明，是礼部在主持讨论，所以这首敕旨的上奏单位最有可能是礼部。
采用敕旨下达集议令，皇帝意志的推出方式，应该是经过了选择。敕旨最初是来自机构的建议，那么皇帝是在顺水推舟，是借由臣下的意见表明自己的意志，证明皇帝并不孤单，说明皇帝的意见与许多官员的想法一致。敕旨这种王言，比直接下达诏书，从皇帝的角度看，多一点委婉，而皇帝的意志同样可以完整表达，又有利于争取更多的官员的赞同。不仅如此，刘宋孝武帝大明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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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达沙门礼敬王者的命令，最初也是先由部门提出，皇帝最后下令的。可见这种方式的选择，也考虑到了历史传统。
为什么需要朝廷讨论呢？敕旨也有所交待。“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详议奏闻”。考虑到沙门等出家人不拜君亲有漫长的传统，忽然下令，可能会导致不适。通过讨论，首先让朝中大臣群体理解、接受，并成为推动这项政策的群体，由朝廷带动社会，有利于政策有序执行。从以往朝代的历史经验看，朝中大臣可能存在的阻力是必须给予重视的。
选择先在朝廷讨论，应该证明唐高宗的足够信心。在决定朝议的敕旨中，除了许敬宗的署名之外，没有其他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署名留下，很可能是编书时删掉了，因为后来的朝议中也不见两省官员意见。这应该说明，在皇帝的敕旨形成过程中，两省的官员已经表达过意见。在决定朝议的时候，以皇帝为核心、包括两省主要官员，一定会推测朝议的各种可能，而决定推进朝议，就证明他们对朝议的方向有足够的信心。让更多的朝臣表达意见，有利于最终政策的执行，这应该是皇帝信心的重要来源。
此时的高宗朝廷中，宰相许敬宗为右相（中书令），是中书省的领导。门下省的侍中辛茂将刚刚在前一年的十一月去世，另一位宰相是门下省的实际负责人许圉师，他的职衔是“散骑常侍、检校侍中”。龙朔二年五月丙申，他被正式任命为左相（门下省侍中）。此外还有一位宰相，即“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李义府。在“废王立武”的关键政治决战中，高宗一派的三位主力战将是许敬宗、李义府和李勣，现在两位是当朝宰相。在前一年的九月，皇后武则天亲幸许圉师宅第，至少宰相团队内部还看不到问题。因为另一宰相任雅相二月刚刚去世，到九月才拜上官仪为宰相。与此相对，“废王立武”中的对立面或者离世，或者远离朝廷。褚遂良显庆三年死于爱州，四年七月长孙无忌死于黔州，柳奭斩于象州，韩瑗显庆四年底死于振州，来济就在龙朔二年战死庭州。于志宁先在五月免官，八月贬官荣州。此时的朝廷，原来的反对派一扫而空，所有当朝宰相，都是经过了“废王立武”的斗争洗礼，清一色的皇帝派系。
不仅如此，唐高宗的朝廷并没有表现出权力的傲慢，相关工作很细致。就在高宗下达讨论沙门等出家人礼拜君亲敕旨的同一天，另外一份诏书颁发天下，《唐会要》的记载如下：
龙朔二年四月十五日诏：“如闻父母初亡，临丧嫁娶，积习日久，遂以为常；亦有送葬之时，共为欢饮，递相酬劝，酣醉始归；或寒食上墓，复为欢乐，坐对松槚，曾无戚容，旣玷风猷，并宜禁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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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民间父母初亡时嫁娶和欢饮，禁止寒食节扫墓时搞娱乐活动。这是在重申孝道的严肃性，在当时背景下，相信没有什么人敢于持不同意见。关于出家人礼拜君亲的问题，与孝道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出家人也是人之子女，遵守孝道也在情理之中。至于拜君，在忠孝的观念中，自然也不会有问题。所以，两件事情同日推出，一个要立刻执行，一个要有所讨论，前者对后者会产生影响，也应该有利于出家人致拜君亲问题的解决。同日推出相关的两件事，这不可能是偶然巧合，理所当然是朝廷的一种政策设计。
唐高宗不用直接下达诏书的方式宣布出家人礼拜君亲，历史地看，隋炀帝、唐太宗的做法并不高明，因为佛教徒直接反对或置之不理，显然不利于朝廷权威的树立。与其下达一个无人执行的命令，还不如不下令。“或恐爽其恒情，宜付有司详议奏闻”，之所以决定朝廷先讨论，就是希望利用讨论的方式扫清感情障碍，实现思想统一。
总之，即使不能说唐高宗煞费苦心，但为了完成出家人礼敬君亲的目标，唐高宗的朝廷确实严肃认真，设计周密。几百年王权主义者的梦寐求索，有可能在唐高宗这里完成吗？
四、重大礼制问题的“票决”
出家人群礼敬君亲，这是一个礼制课题，是中国几百年反复不定、几代皇帝都遭遇失败的棘手难题。唐高宗现在决心完成此事，条件也比较成熟。唐高宗最终采纳的解决方式是朝廷各个部门的讨论讨论，在当时叫做“集议”。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投票，因为每人都要上交“议状”，而“议状”是必须署名的。通过议状的归类，获得各种意见的具体数字统计，本质上与署名投票相似。议状意见多寡不同，最后皇帝采纳的是多数议状的意见，很类似我们今天熟知的“票决”。
唐高宗敕旨下达之后，历史文献的记载，全赖彦悰《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予以搜集整理，让我们有机会了解这件唐朝大事。关于讨论的大致过程，该书有记述如下：
至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寮九品以上、并州县官等千有余人，总坐中台都堂，将议其事。时京邑西明寺沙门道宣、大庄严寺沙门威秀、大慈恩寺沙门灵会、弘福寺沙门会隐等三百余人，并将经文及以前状，陈其故事以申厥理。时司礼太常伯、陇西郡王博乂谓诸沙门曰：“勅令俗官详议，师等可退”。时群议纷纭不能画一，陇西王曰：“佛法传通，帝代既远，下勅令拜君亲，又许朝议。今众人立理未可通遵”。司礼既曰：“职司可先建议，同者署名，不同则止”。时司礼大夫孔志约，执笔述状如后，令主事大读讫，遂依位署，人将大半。左肃机崔余庆曰：“勅令司别立议，未可辄承司礼，请散，可各随别状送台”。时所送议文，抑扬驳杂。今谨依所司上下区以别之。先列不拜之文，次陈兼拜之状，后述致拜之议，善恶咸录，件之如左焉。
四月十五日敕旨下达，要“有司详议奏闻”，现在知道至五月十五日召集了大会，文武官员九品以上和京兆州县官员，竟然多达千人以上。集会的地点是“中台都堂”，即尚书省的都堂。有三百多僧人问讯赶来，也要参与讨论，但被拒绝，因为皇帝的指示是“有司”，并不包含僧团。“司礼太常伯、陇西郡王博乂”显然是主持人。因为官司刚刚改名，这里使用的都是新的名称，所以陇西郡王李博叉的行政职务就是原来的礼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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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博乂先请僧人离开，然后商议讨论办法，他的建议是以各个部门汇总意見，主管可先提出建议，同事同意则署名，不同意则不署名（“不同则止”，理应包含另外意见的签署）。这个意见后来被执行，司礼大夫（礼部郎中）孔志约执笔记录，主事宣读，按照各个机构顺序，一一统计，人数已经过半。这时尚书左丞（左肃机）崔余庆发言，提出程序性建议：“敕令各个机构分别讨论，礼部郎中的意见不能代表，应该各自写议状送尚书台”。新的意见最后得到执行，每个参与讨论的人各自写议状。为什么会否定了前一个方案，没有见到进一步的解释。左丞一定是发现了原来程序的问题，各个部门长官宣布自己的意见，属下很难当面反对，这样的统计并不公平。新程序是每个人独立写议状，有一定的隐秘性，如同秘密投票，可以表达自己的真正意见。既然最后这个程序获得通过，证明新的办法更符合众人的心愿。从后来收集上来的议状看，有个人单独写的，也有多人合写的，也有以机构名义写的，十分不一致。但因为议状都签署名字，所以意见人数的统计并不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