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传播领域的应用和延伸，始终秉持着其母体学科的基本理论出发点之一，即将劳动视为价值的源头，并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解建立在资本对劳动力剩余价值的剥削之上，这种理解脱胎于传统生产劳动，延伸到知识劳动，继而扩展至数字劳动
，在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看来，“数字领域的大部分工人都在昔日产业工人似曾相识的条件下辛苦工作”。 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尖锐地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直指该制度中的核心矛盾——劳资关系的矛盾”。 他强调，任何回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忽视劳动价值论的新媒体和数字技术研究将无法触及真正的问题。本部分将从四个方面梳理全球数字劳工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进路和最新成果，它们分别是：制造和服务业中的数字劳工、媒介产业中的数字劳工、产消合一者和玩工，以及数字经济中的劳工组织。
1.制造和服务业中的数字劳工
传播政治经济学指向的劳动研究并不天然带有脑体之分，即“劳心”与“劳力”之间并不截然对立，这同样适用于对数字劳动的分析过程。有鉴于此，将包括制造苹果设备的富士康流水线工人在内的制造业中的产业工人纳入数字劳工的研究视野，正是将人类劳动作为一种整体来思考的有益实践，因为数字产品并不是脱离“生产后端”而单独存在的“技术前端”。同样地，新兴经济体在数字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产生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从智能手机部件的日常装配到开发新的操作软件和应用系统。
在此，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格外关注全球劳动者中因信息技术应用的不平衡而导致的新型的“数字鸿沟”。在米歇尔·罗迪诺—克劳希罗（Michelle Rodino-Colocino）看来，
它主要表现为：特权精英启动并控制数字创新过程；中间阶层负责在现有协议的基础上设计出新的应用程序；大量的数字劳工被安排从事日常的装配和服务工作——数字鸿沟的存在更加固化而非挑战了现有的阶级结构。
这种将概念与执行、创意与生产分开的做法恰好是19世纪数学家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思想的延伸，他主张把工作的执行分解为不同的过程，这些过程要求不同程度的技能。企业主可以更精确地根据特定的流程来匹配工资率，绝不支付超过必要的部分，而将劳动过程分解为最基础的重复性操作，又恰恰是“工作降格”（work degradation）和资本将工人“去技能化”的最佳体现。
与此同时，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致力于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对数字劳工进行考量，即将数字劳工的分析置于全球体系进入以数字媒体为基础的积累阶段的背景之下，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只是全球数字生产与劳动分工的一个环节。也就是说，
从全球资本积累和价值链的角度切入，制造业中的数字劳工研究能够折射出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结构性的不平等
——安妮贝儿·费鲁斯—科米罗（Anbiel Ferus-Comelo）在她的研究中发现，跨国公司已经纷纷涌入印度，在各邦政府的默许下，将这个国家训练有素的工人迅速纳入资本化的轨道。这些年轻人被锻造成“唾手可得”的廉价劳动力，为“如饥似渴”的消费者市场生产廉价的手机，而这些手机给跨国公司带来了高额的利润。但同时，他们深陷工作无保障、弹性雇佣、收入极低、缺乏安全保护、没有发展与晋升机会、女工与童工泛滥等困境。不过，年轻的产业工人并非全无能动性，在印度工会组织的领导下，他们开始跨越既有的边界，尝试团结其他贫民、草根与社区组织，并将国内外的手机生产者和消费者团结起来，从而为公民政治教育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而在服务业中，知识性的生产因其不需要长距离的物质性迁徙，加速了离境外包（outsourcing）的普遍化，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大规模出现的呼叫中心就是其中的一例。这个过程与全球通信系统的使用密切相关，其运作成本也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降低。在贝弗里·西尔弗（Beverly Silver）等学者看来，这就是资本在面对强大工人运动时做出的普遍反应之一，“将生产转移到具有更为廉价和驯服劳动力的地点”，即资本的“空间调整”。 这种调整对于产品原生产地国家或地区的劳动者而言，意味着工作岗位的骤减；同时，对于接受离境外包的国家或地区的劳动者而言，也并非是一个好消息。恩达·布罗菲（Enda Brophy）发现，接受离境外包的呼叫中心的劳动者饱受低薪、高强度工作压力、不稳定的雇佣关系、僵化的管理体制、冷漠的工作环境以及无处不在的电子监控等问题的“折磨”。
呼叫中心的劳动者是信息社会中关于工作的、更广阔的社会转型的缩影，这些转型包括大型企业的重组、外包的普遍化、工作中传播形式的强化，以及弹性雇佣实践的深化。
他进一步强调，呼叫中心作为传播生产的隐蔽场所，完美地体现了20世纪最后十年间资本在追逐利润时所做的策略调整和风险转嫁。离开了这种传播劳动，传播资本主义（communicative capitalism）也就不复存在了。 虽然这些信息“灰领”的劳动工具是电脑和电话，其直接工作对象是内容、符号和信息，但他们在低工资、低福利状态下从事重复性劳动这一点上和制造业中的“蓝领”别无二致。
对于离境外包的审视让我们更为清晰地认识到世界政治图景的复杂性和流变性，而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性作用的仍是资本的扩张和劳动力的商品化。
存在于离境外包这一制度性安排背后的权力不平等，使苹果公司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外包消费性电子产品的生产来获得超额利润。这也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笔下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症候，体现着核心国家对半边陲与边陲国家经济的宰制与剥夺，而是否为已开发的经济地区提供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则是判断该地区是否是边陲经济的重要依据。但核心与边陲之间的关系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互联网与科技进步的势头此消彼长，如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既可以成为一时的核心国家，也可能在下一波科技浪潮中沦为边陲国家；此外，中国和印度正在从边陲国家转变为核心国家。基于这一视角，当前各国间频繁发生的尖端科技领域的纷争与摩擦就不难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