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英]罗素著/徐奕春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12月第1版/P136~137
摘录：荒野侦探
面对这种景色，里厄医生于是决定编写这篇到此为止的故事。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不愿意在事实面前保持缄默，是为了当一个同情这些鼠疫患者的见证人，为了使人们至少能回忆起这些人都是不公平和暴力的牺牲品，为了如实地告诉人们他在这场灾难中所学到的东西，并告诉人们：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
不过他明白这篇纪实写的不可能是决定性的胜利。它不过是一篇证词，叙述当时人们曾不得不做了些什么，而且在今后，当恐怖之神带着它的无情的屠刀再度出现之时，那些既当不了圣人、又不甘心慑服于灾难的淫威、把个人的痛苦置之度外、一心只想当医生的人，又一定会做些什么。
里厄倾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声，心中却沉思着：威胁着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因为这些兴高采烈的人群所看不到的东西，他却一目了然。他知道，人们能够在书中看到这些话：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
——《加缪文集》/[法]加缪著/郭宏安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P477
摘录：荒野侦探
《时报》对洪堡的死大为震动，给他安排了横贯两栏的篇幅。照片很大，因为洪堡毕竟在愚昧的美国做了一个诗人应当做的事。他追逐毁灭和死亡比追逐女人还要起劲。他一生呕心沥血，终于乘着尘土飞扬的滑梯回了老家——他的坟墓。在九泉之下，他还将苦苦耕耘。是的，艾德加·爱伦·坡也是这样的下场。他是从巴尔的摩的阴沟里捞上来的，而哈特·克莱恩从船舷上跳海自尽，贾雷尔亡身于汽车之前。还有可怜的约翰·贝里曼是从一座桥上跳下去的。由于某种原因，这些可怕的事却得到了商业与技术高度发达的美国的特别赏识。这个国家为它死于非命的诗人而感到自豪。而这些诗人却证实美国太粗，太大，太多，太坎坷了。美国的现实是如此冷酷无情，而这个国家反而从中获取令人寒心的满足。当一个诗人，要干学者的事，女人的事，教会的事。精神力量的软弱在这些殉难者的幼稚、疯狂、酗酒和绝望中得到了证明。俄尔甫斯感动了木石，然而诗人们却不会做子宫切除术，也无法把飞船送出太阳系。奇迹和威力不再属于诗人。诗人之所以受到爱戴，正是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无能为力。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反映那种无边的纷乱，为某些人的玩世不恭辩护。那些人说：“如果我不是一个寡廉鲜耻的下流坯，不是一个讨厌鬼，不是一个贼和贪得无厌的人，那么，我也不会取得成功。看看那些善良温顺的人吧，他们虽然堪称我们中间的精华，但他们却都被挫败了。可怜的傻瓜们！”因此，我所沉思的，是他们的飞黄腾达、冷酷无情以及吃人者如何耀武扬威。这也是《时报》所选登的那张洪堡照片所反映出来的态度。这是集疯狂、堕落、庄严于一身的那种照片之一——像幽灵似的，毫无幽默感，怒目瞪视，紧绷着嘴唇，有如生着淋巴结的面颊，留着伤疤的前额，狂怒、潦倒而又天真的表情。这就是耍阴谋、搞暴乱、控告别人而肝火旺盛的洪堡，贝莱坞医院里的洪堡，能讼善辩的洪堡。因为洪堡好打官司，所以我为他创造了这种言词。他多次恫吓着要告发我。
——《洪堡的礼物》/[美]索尔·贝娄著/蒲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P108~109
摘录：荒野侦探
看着她时，我仿佛看见了一个非常熟悉的人，这是一种我似乎熟知她的感觉。她很像我，我的头发小时候也是卷曲的，颜色也和她小时候一样是棕色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和芙颂的一样变直了，仿佛我能够很容易把自己放到她的位置上，仿佛我能够深刻地理解她。
——《纯真博物馆》/[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世纪文景
摘录：xiao nuan
曾经，似乎是很久以前，有一种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很受人尊敬。世纪更替中，他们——曾经常常是“他”们，后来“她”们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所受的教育大同小异——我指的当然是欧洲。那时的教育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教育大相径庭。18世纪后期，我们的大散文家威廉·赫兹里特上学时所学的课程多复杂，以语言、法律、艺术、宗教和数学为主，比现在的同类学校的课程广泛四倍。这种课程设置已经算是非常密集，触及面非常深远了，但当时的人们认为它还只是个人成长所需知识的一个方面，学生们还得自己看书，事实上他们也在这样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