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这是一段漫长的准备与等待，一直等到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才获得报考研究生的最后机会，最终回到北大讲台，这一等就是整整十八年。回顾这段历史，我总要感激我的贵州的“40后”的学生，如果没有和他们休戚与共的生命交织，我早就被现实压垮或变形了，根本不可能坚持十八年的理想，保持生命的本色不变。
但我与“40后”青年学生的交往，我们彼此都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许多在我身边的学生都被打成“以钱理群为首的三家村”里的“小牛鬼蛇神”。而尤其让我震惊的是，一个学生竟为我付出了生命！那是一位护士班的叫陈某某的女学生，她其实并不是我的圈子里的学生，只是随着其他同学到我那间小屋坐过一两次，因此连她的面貌我都记不清楚。
“文革”开始在批斗我时，她仅是出于年轻人的正义感，在小组会上针对批判我时横加的某一具体罪名，说了一句“上纲上线太高，不符合实际”，就被打成“公开跳出来为反革命钱理群鸣冤叫屈”的“现行反革命”，她想不通，再加上家庭出身不好，压力更大，就投湖自杀了。我为此感到万分恐惧，而且不断进行自我拷问：“即使我真的罪孽深重，与生俱来，也应由自己一人默默承受；为什么偏不甘寂寞，要用青年的热情慰藉一颗孤寂的心，结果却让他们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这岂不是用青年的生命之重换取了自己的苟活之轻？！——我终于发现，并承认：在无辜的青年面前，我有罪！从此，这年轻人的尸体，这有罪感，便如梦魇阴影般永远没有离开过。”在我与青年之间，永远横亘着一座“压在心上的坟”。
或许正是因为这具沉重的尸体的存在，我后来义不容辞地参加了“文革”“造反”队伍，因此走出学校大门，走向工厂、农村，以至兵营，接触到了更广大的社会人群和青年人，我的影响也逐渐扩大。
于是，大概在1974年左右，我的周围就聚集起了一批爱读书的年轻人，有学生、知青、工人，还有社会青年，年龄在二十岁上下，都是“50后”了。
我们这个小群体，大概类似于今天的读书会，“文革”后期是相当盛行的，研究者将其命名为“民间思想村落”。
这样的民间聚集，有两个背景与推动力。一是大家都陷入了精神的困境：我们这些人大都有造反的经历，但最终却发现，“文革”并没有解决我们期待解决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问题，“文革”中产生的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新贵”很坏，面对“文革”进入绝境的现实，我们就面临着“中国向何处去，我们（我）向何处去”的问题。我和我的“40后”、“50后”的学生这三代人，都是把中国的选择和命运与自己的选择和命运联结在一起的；而在我们的观念中，中国的问题又是和世界的问题联结在一起的，因此，提出的问题是：“中国—世界”与“我们”向何处去？与此同时，我们又意识到，当“文革”陷入危机，也是一个转机：中国正面临一个巨大变革的前夕；当然，我们并不能预知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但却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就是要为这样的不知何时、以什么方式到来，却必然要到来的社会变革作理论的准备。
而要作理论准备的第一步就是读书。这就意味着，我们当时是为了一个宏大高远的目标聚集起来读书的；这和我们当时的身份、地位—边远地区、社会底层的、文化程度很低的年轻人（除了我这个大学生之外，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只读过小学和中学的“半大孩子”），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们连最起码的书都没有，就只能偷；能够读的就是马列主义、鲁迅的书；而且读书，特别聚集起来读书本身，就有风险：后来我们才知道，这群人从聚集起来开始，就受到当地公安部门的特别关注，而且“文革”后期也确实有人因组织读书会而被捕，甚至被处以极刑的。
对此，我们都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夸大一点说，我们是为追求真理而读书，并且准备作出牺牲的。当然，我们一起读书，也不全是如此严肃，毕竟都是年轻人，大家经常在一起唱歌、朗诵、爬山、游泳、做游戏，甚至谈恋爱。后来，一位朋友曾赋诗一首，描述我们当年的生活：“更难忘，娄山湖畔（这是我所住的地方），登吟《井冈》（指一个雪天的早晨，我们一伙人爬上附近的山岗，齐声朗诵毛泽东的《井冈山》）；陋室聚首，鲁迅文章；朝来暮往，笑语喧堂。遥望共产主义理想，眼前烧饼和清汤。”可以说，我和“40后”、“50后”两代青年的交往，是真正的理想之交、生死之交。
1978年，我考上北大研究生，离开了这批患难与共的朋友。但我们依然保持密切的联系，直到今天。这本身就构成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到了北大，闭门读了七年书，到1985年正式开课讲《我之鲁迅观》（在此之前曾代一位老师给81级学生讲现代文学史），接触的就是“60后”、“70后”的青年了。他们或多或少有“文革”经验与记忆，因此和80年代的启蒙主义思潮有着先天的契合。在《我与北大》一文里，我谈到80年代和“60后”、“70后”的青年一起读鲁迅，课堂上就形成一股“鲁迅—我—学生”心心相印、声气相通的气场，那几乎是以后时代很难重现的。后来这些学生纷纷投入社会，当然不是偶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