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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岁时，我的幸福感核心是“要有光”。
我出生在湖南湘西一个土家小山寨，这个中国毛细血管末梢的地方，风景秀丽但闭塞落后。当时村里还没有通电，天一黑什么都干不了。
没有电就没有电灯，更没有电视。晚上几乎没有娱乐活动，就在大树下听故事、看星星。家里唯一的电器就是手电筒，不过电池也很贵，经常舍不得用，晚上出门就带个松树枝当火把。山里没有公路，家里酱油用完了，要走两小时的土路到镇上，再走两个小时回来，才能买到酱油。
当时我最渴望的是天黑之后有光，有光就能玩，很快乐。这是特别奇怪的一个幸福感来源。后来我养成了一个很坏的习惯——睡觉不关灯，我怕黑，不开灯睡不着觉。我这个坏习惯直到结婚后才彻底改掉。
10多岁时，我的幸福感来源是“要考好大学”。
读书的时候，我随父母到了县城。在这个小县城，最有名的除了县长，就是每年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每年7月，县城唯一的也是最繁华的电影院门口就会张贴考上大学的学生名单。
高考是个很好的制度，它让每个人都有机会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命运，推进了整个社会的阶层流动，因此很多地方越穷越重视教育，我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考上清华大学的。
20岁出头时，我的幸福感叫作“要有好工作”。
刚上大学时，老师教育我们说，有一个师兄特别厉害，刚找到一份工作，年薪10万元。我当时就觉得，能找到一份年薪10万元的工作，是很厉害的事情。后来听说谷歌薪水高，我就去谷歌面试，谷歌给我开出15万元的年薪，比我最厉害的师兄还多50%，那一刻我非常满足。一年之后又给我发了期权，后来翻了倍，我觉得自己幸福感爆棚。
快到30岁时，我的幸福感是“要有好出息”。
在谷歌工作时，我跑到硅谷待了一年多，最大的冲击是发现两个社会，不说深层的结构，连表面的结构都不一样。2007年，北京的车没现在这么多，而硅谷遍地都是汽车。那时候就觉得自己之前那点儿出息是不是太浅了，我应该能够做更多的事情，能够更加有出息，但是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出息在哪儿。
2008年金融危机刚发生的第二个月，我离开谷歌去创业，想让自己的想法得到验证，看看我到底能为这个社会贡献什么，或者能够收获什么。干了一年多，惨淡收场。
第二年我加入百度，做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特别是在做“凤巢”机器学习系统时发现，我掌握的跟人工智能、并行计算、数据分析有关的能力是可以产生巨大能量的。
升职加薪，成家买房。但我一直有些焦虑，为什么想要的东西都得到了，却还是不满足？我的想法在某一个时间点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转变。我以前的幸福感来源于自身，我要怎样，要有光、要考好大学、要有好工作、要有好出息。都是怎么能让自己有成就感，让妻儿开心，让父母有面子，这些当然都是实实在在很幸福的事情，但除此之外，人生中是不是存在一种更大的幸福？后来我发现，相比于满足自己的欲望来利己，更好的方向是去探索怎样利他，如果有能力成为一个支点，让更多的人幸福，自己的幸福感会成倍地放大。
利他不是简单地帮助某个人做成某件事，这也是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我在谷歌工作时，心态就是以我个人的力量能够帮到所有人。我的技术很好，作为工程师，很多团队找我，从写网页服务器、做机器学习系统到进行大规模并行计算，只要你需要，我都能办到。那时候我好像是消防队员，到处帮人灭火，但现实很骨感，因为我的精力被分散了，所以到评职级的时候升不了职，得不到别人的认可。
去百度验证过我们的技术能量以后，我就继续创业了。我们的小团队做了很多类似雇佣军的事，到处去帮别人处理技术问题，把我们的能量放大，但后来我们发现也并不能帮助很多人。我意识到，如果要利他，不应该凭借我个人的力量利他，应该以机制的力量、价值观的力量利他，利他最好的是能利所有的人。这就不能以己度人，需要广泛理解更多人——他们的公共痛点在哪里？幸福感缺失的原因是什么？幸福感能够得到满足的最大公约数是什么？要能够找到所有人幸福感提升的最大公约数。
快手的独特之处
快手的形态其实很简单，它把每个人拍的生活小片段放在这里，通过推荐算法让所有人去看，但背后的思路和其他创业者会有点儿差别。
第一，我们非常在乎所有人的感受，包括那些被忽视的大多数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中国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口比为13%，还有约87%的人没接受过高等教育。从这个维度看，我们每天的所思所想、所关注的对象，偏差非常大，因此我们做了更多的选择，让那87%的人能更好地表达和被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