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行政性分权”就是中央把权力下放给地方，由地方行政机构对整个经济进行管理；“市场性分权”是指由企业根据市场价格信号进行决策。
吴敬琏认为，中国改革要顺利进行，就必须进行以建立自主企业、竞争性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为目标的“三环节配套改革”。
就是这样的整体改革思路，让他在1984年到1986年的经济过热论战中，主张推出配套改革的第一批措施，进行包括取消价格双轨制的全面改革，以缓解和控制通胀。
对此，与吴敬琏同年出生、同样来自江苏的厉以宁有不同看法，他提出了中国经济的“非均衡理论”，认为改革的核心是构建具有充分经济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
与吴敬琏的“一揽子改革”不同，厉以宁主张以企业为中心进行单项突破。他也因此成为中国最早提出企业股份制的人之一，后被称为“厉股份”。
关于1984年开始的经济过热，厉以宁主张不必调控，理由是供不应求是经济转型时期的常态，如果政府抑制需求和限制货币供应量，不但不利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反而会损害各方面的利益。
在1985年9月举行的巴山轮会议上，外国专家一致判断中国经济已经过热，必须采取从紧的宏观调控。
这一呼声后被政府采纳。但仅仅过了一年，在经济下滑的压力下，政策突然转向，经济再度升温，导致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并在两年后以惨烈的“物价闯关”失败而告终。
多年后，厉以宁和吴敬琏都宣称，自己在这场大论战中的观点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
前者说，1988年“物价闯关”失利正是“价格改革主线派”闯下的大祸；后者则认为，正是因为放弃了积极的整体配套改革方案，中国丧失了大步推进改革的时机，才导致了后来的被动。
当时国内国际动荡，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之争再起波澜。全国范围内还展开了对民营经济的整顿运动，甚至下文禁止私营企业主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这样的氛围中，很多人噤若寒蝉。但平时温文尔雅的吴敬琏却表现出刚烈的一面，不仅多次与“计划派”直接交锋论战，还上书中央为改革争鸣。他不仅捍卫“商品经济”，还进而提出应该使用“市场经济”这个名词，由此得了“吴市场”这个名号。
1991年年底，吴敬琏发表长篇论文《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并出版《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提出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
《论竞争性市场体制》接连被两家出版社放弃出版，书稿辗转到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经过再三斟酌，最后由社长、总编辑、责任编辑三人一起签字：如果因此罹祸，则一同进退。
这本冒着极大风险出版的著作，后来被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之一。
1992年，总设计师南方谈话和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争论才有了定论。
1993年，吴、厉二人再次就经济过不过热进行了论战。这一次，主管经济的国务院副总理朱RONG基选择了吴敬琏支持的整体配套改革方案。
好的市场经济需要法治
“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常常天真地想，只要冲破计划经济那一套，把市场关系建立起来，就会一帆风顺。”但市场经济也是分好坏的。
吴敬琏把1978年到1993年的改革前15年定性为：增量改革，体制外的非国有经济突破最大。
增量改革尽管成效显著，但也形成了“双轨制”，使得中国经济变成寻租的温床，衍生出权贵资本，埋下腐败蔓延的祸根。
1998年，在与经济学家汪丁丁的对话中，他犀利地发问：“为什么规范的改革被视为理想化乃至保守思想，而花样百出的寻租活动……瞬间就风行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