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黄宽，报国和传教都是他的情怀，但他在这两个方面都没有特别的建树，然而他是最踏踏实实发展中国医学事业的人，回到最初的医生角色，做好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放到如今怕是现代商业文化最推崇的事情。
黄胜，最有回报之心，回到资助他们上学的商人传教士那，从点点滴滴的翻译工作做起，在中西思想文化交流领域持之以恒，并延伸到出版、教学等领域，中国台湾学者苏精评价他“虽然始于翻译，也仅止于翻译，但由此可知他是愿意为中国的近代化尽一分心力的”。
也是巧了，他们三人，一个宏观关注国家大局、一个中观致力行业发展、一个微观用力在翻译细致度提升思想交流质量上，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立足点上，找到人生方向。
碰巧三人又分别是教、卫、文事业上的发展者。“科教文卫”是所有国家甚至世界发展的大需求，三人开启的是大方向上的前面几步，总觉得有些事，你想做并开始做了，缘分里的人事物才会一一涌现，他们都在不远处等你。借一份杀死庸碌的情怀，有事做，有人爱，有国可报……
| 歌词里唱着：借我亡命天涯的勇敢，借我说得出口的旦旦誓言；借我不惧碾压的鲜活，借我生猛与莽撞不问明天；借我杀死庸碌的情怀，借我纵容的悲怆与哭喊……
容闳
容闳（1828-1912），幼时家境贫困，家里没钱上学。有时候穷得很彻底也能否极泰来，他后来去了学杂费全免的澳门洋学堂，一路上的都是教会学校。1847年1月，容闳到了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学习，后在慈善组织帮助下进入耶鲁大学，四年后以优秀成绩毕业。容闳求学时就立定：
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他自7岁开始接受西方教育，27岁学成归国，一共接受了20年的西方教育。他首先想做的事情，就是推进中国的教育事业。传教士对他影响很大，本着宗教上的亲近感，当太平天国的洪仁玕邀请他共谋大业时，他答应了。
他在太平天国呆了四十天，并提出了七条建设性意见，
包括：按照科学原则组建军队；创办武备学堂（陆军学校）以培养有才干的军官；创办水师学堂（海军学校）以培养海军；组织文官政府（平民政府），由有才智有经验的人担任各个行政部门的顾问；建立银行体系（金融制度），厘定度量衡标准；为国民建立各级学校的教育体系，把《圣经》作为教科书之一；建立一整套实业学校体系。但是当时的太平天国已经在走下坡路了，根本无法实施以上建议，容闳拒绝了仅次于“王”的“义”的爵位，离开天京。
他明白自己要干什么，也能体察环境，不适合自己的地方，绝对不会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
两年后，曾国藩对他发动人才攻势。1863年3月，他先派幕僚张斯桂写信给容闳要他去安庆发展，但容闳不相信，以为是要将他骗到安庆以除掉他这个曾经与太平天国密切接触分子；两个月后，张斯桂又来信，并附上李善兰的信。李善兰是著名数学家，也是容闳的朋友。
容闳的朋友圈还是很广的，李善兰信中说徐寿、华衡芳等朋友们也在安庆呢。
容闳自知羞愧，怕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惭愧之下，立即修书一封，答应几个月之后安庆见面。曾国藩看到容闳松口，马上再追加一封信，1863年7月，容闳接到第三封邀请信及李善兰的第二封信函。曾国藩对他的期望是“弃商业而入政界，居其属下任事。”9月，容闳放下九江商业事务，来到安庆。六个月来，曾国藩急于见容闳，但第一次见面时，两人先是四目相对，务务虚；第二次见面，容闳直抒胸臆，阐明教育宏愿，曾国藩没太大兴趣。会面后，其他幕僚告诉容闳，曾国藩想建造中国第一家西式机器厂，邀请他购买机器，有了船坚炮利之后，才会想到再培养人才。从传统观念上看，中国人一向务实，对于硬件这个最实在的东西，就算曾国藩有晚清最强大的幕府，有极好的人才储备（超过200多人，集齐了各方面的才子），他还是觉得自己不可能完成越洋买到称心如意、货真价实的机器作为“制器之器”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