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与此同时，随着士大夫阶层的兴起，他们对社会结构及君民关系的看法亦在逐步发生改变。宋代之前的儒家经典著作更为强调的是君主与社会上层的利益以及民众对他们的责任与义务。到宋代这种观念开始发生改变，转而更为强调民众的福祉与利益，以及君主与社会上层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并主张用经由科举制选出的官员来代替基于血缘与家世的“贵族”官员来行使牧民之职，而这正是范仲淹、王安石变法及楼璹《耕织图》所体现出的核心思想［
3
］
69-98
。于是伴随着对普通民众的关注与强调，一种新的绘画主题形式出现了，这就是风俗画。所谓风俗画，就是主要以普通大众的社会生活或劳作场景为主题绘制而成的作品，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其他还有诸如王居正的《纺车图》、扬威的《村田乐》、李嵩的《货郎图》与《岁朝图》等［
16
］，楼璹《耕织图》亦可归入此列。
二、政治与绘画：南宋初年的社会政治形势与绘画创作
关于楼璹《耕织图》的创作，楼侄儿楼钥在《耕织图》后序中曾如是说：
高宗皇帝身济大业，绍开中兴，出入兵间，勤劳百为，栉风沐雨，备知民瘼，尤以百姓之心为心，未遑它务，下务农之诏，躬耕耤之勤。伯父时为临安於潜令，笃意民事，慨念农夫蚕妇之作苦，究访始末，为耕、织二图。［
17
］
1334
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楼璹创作《耕织图》是受高宗皇帝的务农之诏所感召的。高宗皇帝之所以要下务农之诏，又与南宋初年的社会政治形势直接相关，“身济大业，绍开中兴，出入兵间，勤苦百为，栉风沐雨，备知民瘼”就是对当时形势的真实写照。也就是说，楼璹《耕织图》的创作，是与南宋初年的社会政治形势紧密相关的。事实上，南宋初年，出于巩固统治并劝谕农桑的目的，宋高宗曾授意创作了大量的绘画作品。而楼璹《耕织图》的创作尽管出于主动，也应放到这一大背景下来进行理解。
靖康二年（
1127
年）北宋灭亡后，当年，康王赵构（即高宗）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重建赵宋王朝，是为南宋。高宗称帝后，经过一系列的和战反复，最终于绍兴八年（
1138
年）正式定都临安。南宋建立之后，可谓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危机摆在了新登基的高宗皇帝面前。此外，为徽宗第九子的高宗若按传统宗法制度，其继承帝位的合法性基础相对薄弱。经济上，一方面是因战争而受到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凋蔽，导致物价暴涨，粮食短缺，饥荒频发④；另一方面是政府运行的庞大开支及沉重的对金供纳。因此，政权要稳固，社会要安定，就必须要大力发展农业经济。
为应对危机，高宗皇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稳固统治，尤其是举行了诸多的仪式性活动，以彰显自己统治的正统性与合法性。一方面支持主战派对金抗战，另一方面又积极与金议和，在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进行平衡，力求“团结”各方面力量——虽然最终结局是主和派占了上风。为显示不忘徽钦二帝，高宗每年派使臣前往北地看望二君；新年元旦日，率群臣向北遥拜二帝；下诏“四方有建策能还两宫者，实封以闻，有效者赏以王爵”；下罪己诏，求直言并许臣庶言民间疾苦。经济上，高宗不断进行财政改革，以稳定经济局面［
18
］；屡次下诏劝农、蠲免地方税收，如建炎二年春正月，“录两河流亡吏士，沿河给流民官田、牛、种”；绍兴元年春正月，“蠲两浙夏税、和买绸绢丝绵；减闽中上供银三分之一”等⑤。他还恢复了传统的藉田与皇后亲蚕之礼，并在禁中安排了两块土地，一用来种稻，一用来植桑养蚕，所谓“朕见令禁中养蚕，庶使知稼穑艰难”［
2
］
1445
。
除上述措施外，绘画亦成为高宗巩固统治、彰显自身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他在登基不久、政权尚不稳固的时候就复建了画院。据余辉考证，高宗复建画院应是在建炎三年（
1129
年）四月驻跸钱塘并初建了一套最基本的国家机器之后不久，至迟则是在绍兴元年（
1131
年），只是当时是以较小的规模出现的。绍兴二年（
1132
年），高宗重新回到临安并最终将政权稳定下来，于是开始大规模召取前朝和当朝画家入画院并重新开启了宫廷创作⑥。在高宗的授意下，画院画家们（也包括文人业余画家）创作了一系列的绘画作品，有时高宗还亲自参与其中，因其本人就是一个书画名家，“书画皆妙作，人物、山水、竹石，自有天成之趣”［
19
］
68
。绘画创作的目的，一为证明高宗赵构即位为天命所归，由此证明南宋王朝的合法性；二是对“靖康之耻”及金人的统治表态；三是美化自己的政治统治［
20
］
221
。
高宗朝创作的、具有深刻政治隐喻意义的画作有很多，代表性的如李唐⑦的《采薇图》《晋文公复国图》《胡笳十八拍》等。《采薇图》描绘的是伯夷、叔齐于商亡后逃入首阳山，“不食周粟”、绝食以殉国的历史故事。其寓意，一在于激励人们抗击金人入侵的爱国热情，二是表达对当时投降派的针砭之意。《晋文公复国图》则描绘了晋文公重耳历经千难万险而“复国”的故事，以古喻今，激励人们抗击强敌，“复兴”大宋王朝，并借晋文公寓意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胡笳十八拍》描述了蔡文姬被匈奴所虏、最后又回归中原的故事，寓意在于表达高宗欲迎回徽钦二帝并雪靖康之耻的决心。画作所表达的态度对于稳定民心、提高自己的威望大有裨益。李唐学生萧照的《中兴瑞应图》，则以时间为序，直接分段描绘了赵构从出生到被封为康王，靖康之难后南渡重建宋王朝的故事。“中兴”，表达了高宗复国的伟业；“瑞应”，则意指赵构建立南宋政权乃天命神授［
20
］
224-225
。事实上，南宋时期有关高宗“中兴”的画作还有很多，“有题萧照、李嵩合作的，有题刘松年画的。总之，所谓高宗‘中兴’，侈言瑞应，所画非一人，所画非一本”［
21
］
403
。
总之，高宗时期，为维护统治，出现了一系列带有深刻政治寓意的图画，楼璹《耕织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创作出来的。虽然楼璹只是小小的县令，但其任职之地却是南宋都城临安府的下辖县，也即京畿之地。他还出自一个进士辈出的显宦家族，因此必定对高宗的爱好、举动、用意等十分了解，所以他才会想到以图画的形式来响应高宗的“务农之诏”，借以表达自己的重农、悯农之意。与以往朝代相比，南宋王朝由于偏安江南，没有广袤的国土，所以在正统观上，南宋更为强调“地缘”与“种族”之别，即自己为“华夏”，代表了文明与正统，而金则为“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
22
］
246-253
。而文明的一个重要体现，即是发达的农业生产。因此，《耕织图》的创作正契合了高宗皇帝的施政方针与个人心意，彰显了南宋王朝相较于金朝的政权正统性与文明的优越性，所以《耕织图》才会被大力宣扬，楼璹也因此“蒙玉音嘉奖，宣示后宫，书姓名屏间”［
17
］
1334
。对此，高居翰曾说：
农耕与纺织都是农民的职业，两者都需经过数月作业工序才可完成。因为它们能在固定的条件下完成，所以体现了汉人稳定的农业社会的理想，这和游牧民族更为流动不定的生活方式恰成对比。对于高宗来说，这些绘画作品都是为了维护其相对于金朝而言的英明的政治统治。金人虽然采取汉人的统治方式，但仍有游牧背景，因而能否承担农民的利益颇可怀疑。高宗在用这些视觉修辞手段时就像是一个政客，农民要求遵守古老、稳定和保守的价值观，同时指控其政敌不理解农民所关心的事情。［
14
］
三、个人情感的表达：楼璹与《耕织图》的创作
以上我们从宋代时期人们看待绘画的观念转变以及南宋初期政治社会形势的角度，对楼璹《耕织图》的创作背景进行了相关分析。但任何一部作品的“诞生”，创作者个人的积极创作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若要了解楼璹《耕织图》何以产生，就必须对楼璹个人的创作动机进行深入分析。学界也有观点认为，《耕织图》只是代笔之作，是楼璹让人按自己意图绘制而成后再进呈给高宗皇帝的，就如同宋初开宝年间权臣孙四皓让寓居画家高益绘制《搜山图》并进献给皇帝一样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楼璹的主动性作为一个因素来进行分析，因为即便是代笔之作，也是由楼璹最早提出创作意图并按其想法付诸实施的。只是由于文献中有关楼璹本人及其创作《耕织图》的记载非常有限⑨，相关分析不免带有一定推测性的成分。
楼璹，字寿玉，一字国器，小名曰嵩，明州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生于北宋元符二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