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手册》页七正是关于“十二分教”或“十二部经”的解说，在其之前也有对“九部经”的说明
（图六）
。最近通过朋友得知，在北京大学东语系购买的陈寅恪藏书中的确有克恩的《印度佛教手册》，此书现在仍然保存在北大图书馆
（在我刊布的北大东语系陈寅恪藏书的残目中没有收进《手册》，参看《北京大学东语系所购陈寅恪藏书残目》，《中国文化》第52期，2020年秋季号）
。《陈寅恪集·读书札记三集》于2011年11月再版时，陈美延先生已将“Kerot”改为“Kern”
（图七）
。商务印书馆正在影印出版的“陈寅恪手稿集”
（已出《陈寅恪手批旧唐书》一种）
也会收进其手批的几部高僧传，到时我们就能更为直接地研究这批珍贵的学术史料了。
图五
图六
图七
我的补白写到这里可以说都是对的，但是我又对《印度佛教手册》的版本多说了两句，这一多说就犯了个大错。在《印度佛教手册》出版之前十多年，克恩曾用荷兰语出版过两卷本的《印度佛教史》
（
Geschiedenis van het Buddhisme in Indië
, Haarlem: H. D. Tjeenk Willink, eerste Deel, 1882; tweede Deel, 1884）
。此书有德国印度学家雅各比（Hermann Jacobi, 1850-1937）的德译本
（
Der Buddhismus und seine Geschichte in Indien
, Leipzig: Otto Schulze, erster Band,1882; zweiter Band, 1884）
，以及法国学者于埃（Gédéon Huet, 1860-1921）的法译本
（
Histoire du Bouddhisme dans l’Inde
, Paris: Ernest Leroux, tome premier, 1901; tome deuxième, 1903）
。在于埃法译本问世之前，由柯林斯（G. Collins）牧师法译的导言和第一章（佛传）曾于1881年至1883年间分四次发表于《宗教史评论》（
Revue de l’histoire des religions
）杂志。《印度佛教史》和《印度佛教手册》是两部不同的书。《印度佛教手册》一开始就是用英语写的，而《印度佛教史》则没有英译本。记不清是出于什么原因了，我当时竟认为《手册》最早是用德语写的，然后有英语和法语译本，可能是把它当成并不存在的《印度佛教史》的英译本了。
由于得知吴宓在哈佛留学期间也读过《印度佛教手册》，我最近还重新研究过这本书，并注意到一个细节。那就是《手册》在出版时存在两种版本。第一种版本在正文首页上端印有德语的丛书名（并括注英语丛书名）、主编名和卷册数“Grundriss der Indo-arischen Philologie und Altertumskunde（Encyclopedia of Indo-Aryan Research）/Herausgegeben von G.Bühler/III.Band, 8. Heft.”，并在第1、17、33、49、65、81、97、113、129、145等页的地脚印有德语的丛书名和卷册数的简称
（Indo-arische Philologie. III. 8.；图八）
。第二种版本是在正文首页上端印有英语的丛书名（但不括注德语丛书名）、主编名和卷册数“Encyclopedia of Indo-Aryan Research/Edited by G.Bühler/Vol.III, Part 8.”，并于以上同页同处印有英语的丛书名和卷册数的简称
（Indo-Aryan Research. III. 8.；图九）
。出现这样两种不同的版本，可能是跟在英德两语地区分别发售有关。陈寅恪的藏本就属于前一种，我在补白里引用的印度德里1974年重印本的底本则属于后一种。
图八
图九
与徐先生见面后不久，友人陈贻绎和唐均提出想把他们主办的《中西文化交流学报》第5卷第1期
（2013年7月）
做成《徐文堪先生古稀纪念中西学论专号》
（图十，图十一）
，我立即表示赞成，最后还被列为该期的三位执行主编之一，并根据《学报》提供的材料拟写了《编者前言》。我不仅自己认真撰写并提交了《拜寺沟方塔与山嘴沟石窟出土佛典刻本残片杂考》
（72-81页）
一文，还向友人约了以下四篇大作：
林磊（上海电视台）：《徐文堪先生的书缘与人缘》
（9-14页）
郑诗亮（《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我与徐文堪先生的几次交往》
（15-21页）
叶少勇（北京大学）：《〈大乘经庄严论〉烈维本中所缺的三首偈颂》
（218-224页）
林磊（记录整理）：《忘情于“不中不西之学”——徐文堪先生访谈录》
（248-256页）
这本杂志印数不多，看过的人也少，所以在这里多介绍几句。
图十
图十一
徐先生注意到我当时的兴趣转移到西夏文残经的释读，曾多次向我提供西夏学方面的学术资讯。这里举一个例子。他在2014年11月14日给我写过一封信
（图十二）
，介绍法国语言学家向柏霖（Guillaume Jacques）的工作：
高先生：
电邮中提到的那位法国学者向柏霖（我可能打字时把他的名字打错了），法文作Guillaume Jacques，学问确是很博的，除汉藏语外，阿尔泰语、印欧语、闪语都涉及，也写过一篇关于吐火罗语的短文。他2004年的博士论文还是关于嘉绒（戎）语的，我记错了。但对西夏语大约也有专著。现在附上他关于西夏语的短文，发表在《美国东方学会会报》（2010）上，聊供一阅而已。
专此，敬颂
大安！
徐文堪拜上
2014-11-14
图十二
徐先生对最新学术资讯的紧跟，还可以从《上海书评》第五十一期
（2009年7月26日）
“海上书房”专栏刊出的对他的专访《父亲的照片下，满屋书香》
（刘林摄影，吴慧撰文）
看出来。在专访的“十问Q&A”环节左下方的照片中，展示了徐先生书房里的五本书，这些书都放在他那“一张看上去年代久远的藤椅”上
（图十三）
。虽然印出来的照片不算十分清晰，但还是可以辨认出放在最底下的是台北史语所出版的《东南亚到太平洋：从考古学证据看南岛语族扩张与Lapita文化之间的关系》
（
From Southeast Asia to the Pacific: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Austronesian Expansion and the Lapita Cultural Complex
, ed. by Scarlett Chiu and Christophe Sand, Taipei: Academia Sinica, 2008）
。它的上面是封面为英俄双语书名的一本书或杂志，我只能认出英语书名里的“The Archaeologist”。
图十三
再上面是并排放置的郝苏民译注解补的《鲍培八思巴字蒙古文献语研究入门》的修订本
（民族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