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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经济环境中，企业储蓄的比例应该是偏低的。经济繁荣年代里，企业忙着扩大生产、采购材料、支付薪水、更新机台、开发产品，哪有闲钱握在手上。在蒋经国时代台湾经济奇迹极盛的1981年，国民储蓄总额是新台币3937亿元：其中家庭储蓄高达2121亿元，占54%；其次为政府储蓄1208亿元，占31%；而企业储蓄之608亿元则敬陪末座，仅占15%。而在35年后，台湾2015年的企业储蓄却高达国民储蓄之六成以上，家庭储蓄只剩三成。
居高不下的企业储蓄，造成了“超额储蓄”（Excesssavings）的恶果。超额储蓄是指国民储蓄之中未能投资于“固定资本”的资金，简单地说，就是不帮助产业发展的闲钱。台湾在蒋经国执政的1980年代第一次出现超额储蓄问题，30年前的超额储蓄主因是老百姓太有钱，“台湾钱淹脚目”，居高不下的家庭储蓄造成惊人的超额储蓄。1986年，超额储蓄达到6200余亿元的最高点，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GNP）的20.12%。这笔花不完的闲钱进入房市与股市，在三年内造成房价翻倍狂飙与股市疯破万点的泡沫神话。
时隔30年，台湾再次出现将近15%的超额储蓄，这一次的巨额闲钱来自不敢自我投资的企业。马英九第二个任期内，政局动荡、政策失能，台湾产业界对未来失去信心，超额储蓄在2013年突破10%，2015年更高达14.62%。这番超额储蓄中，老百姓贫穷得存不起钱，企业困难得花不了钱，而国民党在沸腾的民怨中失去政权。
民进党也没法改善国民党时期的信心危机。2016年7月，“行政院”主计总处预测2016年的超额储蓄率将达到14.89%，创下29年以来的新高点，投资率与经济成长率也将持续低落。依据“中华经济研究院”的预测，2016年台湾的全年经济成长率预计只有0.84%，连“保1”都达不到。
绿营的运气其实很好。台湾出口的两大产业是石化业与电子业，2015年狂跌的国际油价恰好在蔡英文上台时止跌回升，救了石化业；而苹果在今年下半年推出的iPhone 7更将为经济成长率打入兴奋剂。苹果手机的18家组装工厂有16家是台湾企业，在2014年，iPhone 6的代工与周边零组件供应链使台湾GDP猛增0.4%，产业界因此有“一颗苹果救台湾”的说法。果然，iPhone 7刚开始评测预购，台湾7月份的出口额已经因为电子产品出口的增加而微幅成长，终止了连续下跌17个月的惨景。
马英九在2015年即将任满时，适逢iPhone 6s销售不佳与油价大跌，使台湾的经济成长率非常难看。相比之下，手气奇佳的蔡英文什么都没做，短期内就能坐享使经济止跌返升的荣耀。然而，这只是数字游戏而已，超额储蓄的信心指标无情地说明，台湾经济大势难以难以挽救。
马英九在2008年5月上台时遇到次贷危机的金融海啸，台湾股市由5月20日的9309点一路下挫，年底跌破4000点。马政府的财经专家以全额保障银行存款与协助中小企业贷款，避开了银行与企业的倒闭风潮，进而以扩大公共建设投资与央行降息，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提振内需。传统老套的凯恩斯式银弹救市谋略，使马政府举债直逼公债上限，却使台湾安稳渡过金融海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