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
我搞的主要是"谱系"研究，百年的历史人物，比如说费老，大概什么时候出生，跟他大概一块出生的还有哪一些，受的教育是不是有些相似，再有，他们外出留学，感受到的那个时代风潮是不是比较相通等。从这些方面来看，我觉得他在社会学，其实，我更愿意说他是人类学家。有人说他是文化人类学家，还有人把他叫社会人类学家。
但是，现在，费老给我们的印象，大家很多人认为他是很大的社会学家，因为，他给邓小平先生出招了。晚年，费老出山，出山以后，他为中国社会做的一个大的贡献，其中一个就是"小城镇、大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中国农民吃饱了，当时，中南海主事的--邓小平先生，就想到：中国农民吃饱了，会不会到处乱跑？吃饱了，他在村里转悠两圈，散散步消消食，没问题，但是，吃饱了没事到城市里来怎么办？那时候，到城市很难：因为，首先，你要有户籍，再一个，你还要有粮票。但是，农民自己背着粮食来了，弄个小磨香油，再弄个粮油批发到菜市场去了，这怎么办！
邓小平先生很有战略眼光，中国是二元化社会结构，农民吃饱了，没事别往城市里跑，能随便往城市里跑吗，不就破坏了中国的二元化社会格局！所以，费老说"小城镇，大格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农民吃饱了，比如说，二愣子、三胖子，也不要到城市里去，就在乡镇、县城，就把买卖工业，弄到那发展。大家从中可以看费老对中国的一个基本面--乡镇企业的崛起。农民最早就在乡镇，家里有小芳，或者翠花，伺候着公婆，种着"一亩三分地"，有的地方，可能比较"土豪"，比如说东北地区，种着百八十亩地。二愣子、三胖子，到乡镇那边去打工，晚上骑个自行车就回家了。
费孝通先生，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理想主义者，也是浪漫主义者，有点跟毛润之"遍地英雄下夕烟"那种感觉差不多。只不过，毛润之不主张农村有那么多工业，哪个地有那么多工业，那么那个地方岂不就是城市了！毛润之那个时候发展工业，奠定了中国工业的基础，但，他发展"工业"，不发展"城市"，每一个特大型企业，就像一个城堡，也是一个小社会，无待外求。所以，就会发现，毛润之时代的城市，容纳的人口有限。因为它围绕着资源、能源投资设厂，最后，形成一种情形：有一个工业化，但是，没有城市化。即使有城市，也将城市的功能，压抑到最低。在毛润之看来，城市就要进行生产，就要到处都有大烟筒，而不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
1979年以后，邓小平找费老出招，费老就出来了，从某种程度上，参与了中国城市化发展路径的决策。所以说，当时，胡耀邦总书记，会带着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海归--费孝通先生前往英国。再一个，费孝通先生作为一个民盟中央的负责人（后来任民盟中央主席），居然，他的文章--《小城镇大问题》，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甚至下发到县团处。就为了让各级党政干部，好好学习《小城镇大问题》，一定不能让，小芳、翠花的老头儿，到大城市打工去，让他们去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最后传达到县级。在1980年代，县委书记每年过年之后（正月十五前后），有在火车站、汽车站，拦截"二愣子"、" 三胖子"的使命。宋丹丹有个小品《超生游击队》，里面说得"盲流"和"流氓"都差不多了，那时候就把他们叫"盲流"。所谓"盲流"，顾名思义，"盲"目"流"动。一个国家的公民，在自己的国家，寻找安身立命的所在，竟然成为"盲流"，这个国家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
树挪死，人挪活。实际上，你会发现，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农民对自由的向往。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农民吃饱以后，到城市里散步、消食，这样，无形之中就开启了世界文明史上，超大规模的、历史性的进步和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运动。直到现在，每当过年的时候，他们之中的多数还会回去，也就是开启了世界文明史上的"候鸟"运动。就是过年，还是要回去，看看爹娘，孩子，七大姑八大姨，还有小芳、翠花。
中国城市化的理念，就是坚决遏制大城市，适度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大规模的扩展小城镇。但是，朱镕基先生当总理的时候，乡镇企业造成了污染，造成了很多新的情况，包括小化肥、小冶金、小塑料等。那个时候，主事者觉得乡镇企业未必是一条道，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口子，就松动了。
后来发现，不得了，就又重新回到了原来的轨道，直到现在，我们发现，城市化的发展路径和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并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大城市想控制，而且是，不遗余力地想控制，可也控制不住了。现在，北京想要扔出300万人口，这就是控制不住了。大城市多美啊！大城市有大城市的妙处，大城市有福利。要是在北京，有北京户口的话，一不留神，躺着也能考到北京科技大学啊！我就说，京津冀一体化，河北坚决要求有北京户口，能不能这样一体化，然后，邯郸大名，是北京的南郊，能不能做到？现在看起来，还有希望！
费孝通老先生最早给邓小平出招：千万不能发展大城市，适得其反啊！特大城市，怎么也控制不住，省会城市，还有沿海的大城市，也没有适度发展。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遥想当年，费孝通，乃1957年"六六六右派"。6月6号，几个大个头的学者在那里议论，说是要帮着改善共产党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工作。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党是领导一切的，民主党派的这些人，也真够天真的！费孝通，在劫难逃，乃"钦定"大右派。
但是，此一时，彼一时。1979年之后，历劫终教志不灰，费孝通，通过参与中国的社会变革，总想着为社会学找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社会学，流淌着改良主义的血液，这从这门学科的缘起就可以看出来。但是，在一个开放的社会，社会学和其它社会科学一样，具有独立的品性：社会学者，秉持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展开调查和研究，经过定性和定量，得出理性的结论。
但是，社会学家费孝通总想着延续社会的惯性，不想打破，甚至，还想维护中国城乡二元化的格局。可以说，1979年，重新出山之后的费孝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无不是为了巩固城乡二元化格局。费孝通先生说，自己的初心志在富民。这一工作，表面上延续着20世纪40年代工业下乡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思想逻辑，作为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上，杰出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费孝通，对1950-1980年之间的二元化社会结构，绝对不会因为社会学一度被取消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如果说1949年之前，费孝通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话，那么，1949年之后的费孝通，更多地具有一种依附性。可怕的是，1979年以后，费孝通先生的学术工作，依然建立在依附性的基础之上。费孝通，在依附性基础之上，行行重行行，愈发显得一种沉重和苍凉。
二
费老，费孝通这个人，喜欢中文系，社会工作并不是他第一志愿，只是后来机缘巧合学习了社会学，也是一种阴差阳错，具有跨界的风格。
费孝通出生在书香门第，是一位读书种子，小时候，就爱写文章给当时的《少年杂志》投稿。他的中国梦，就是要当作家，入中国作协，成为"一级作家"，结果是，最后，理想也破灭了，也没成。但是，在他生前，岁数比较大的时候，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三个人（当然不止三个人）的散文集，一个是钱钟书，一个是费孝通，还有一个是杨绛，出版了这三个人的散文集。
费孝通在他散文集的序里就说："人生真妙啊"！因为，他在钱钟书之前，早就认识杨绛。由于费孝通，小的时候，身体弱，他妈妈让他在女校上学，女校里除了打更的、看门的老爷子、体育老师是男的之外，上上下下，从校长到老师，都是女的。费孝通来了，也算是一大新闻：女校来了一位男生。
费孝通之所以来到女校，还不是因为，身体就这么弱。别看，小时候身体弱，长大能活九十多岁，费孝通就活了九十五。这也是一种生态平衡。
他妈妈说，弄到女校，这样就不会有人欺负孩子。结果第一天就回去了，一脸不高兴："妈，谁说没人欺负我！""宝儿，怎么了！女生也欺负你吗？""她们给我起外号，说我一个男生在她们女校好意思吗？她们都叫我'小废物'"！他就问他娘：我为什么姓"费"啊？他妈妈是杨老太太，"我也不知道啊，我也是嫁给你爹之后才姓'费'。"香港现在也兴这么着，嫁给一个人，一句话，一辈子，你结了婚，已经姓了人家的姓了，都半辈子了，还要跟人离婚再改姓吗？所以，也只能姓"费"了，他父亲是当时江苏教育厅的督学，就是考察各地教学方法，看有没有新的教学经验。
后来，费老自述，就写到有一本书，梳理中国的《生育制度》。其实，初心就是因为，太想知道家族为什么会姓"费"，我家要是不姓"费"，姓"宝"那该多好--"变费为宝"，这样，大家再也不用给我起外号，叫我"小废物"了。话说回来，这外号就是费孝通的同班同学--钱钟书的夫人--杨绛的姊妹给起的。
费孝通和杨绛，这一辈子有殊胜的因缘，甚至钱钟书先生去世以后，还到杨绛家里去，有那种想法，想入非非。爱一个人能一辈子，惦记这个人，也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但是，杨绛觉得挺痛苦，我跟老钱在一块，心里根本没有费孝通的位置。没想到，就因为小时候给你起外号，到现在都记得我呢？！这不是仇，是爱。费孝通有梦中情人的话，一辈子，追求而不得，就是杨绛，所以，人生憾事就特别多。
因为身体不好，妈妈就让费孝通就近入学。还是因为身体不好，大学就近入读东吴大学，学了医。谁说身体不好，学医身体就好了？外科医生，手术一做就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这对脑力、体力，都是巨大的挑战。况且，医不自医，学了医，就不是病秧子了吗？凭什么啊！再有，七大姑八大姨有了病，也不敢给他们开方子，这属于至亲，外人敢用药，自己人不敢下猛药，医者仁心。自己家里有了病人，咱不排队，不用挂号，内部号直接就进去了，没有什么其他的便利之处。谁家也不愿意享受此种便利，有什么，千万别有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