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为争取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小孩子也有他们的招数和套路。
私塾大多都设在家中，空间极为狭小，“洋学堂”必备的操场和体育运动设施均为零。
附设在“学宫”里的奎星阁私塾，虽然比其它的私塾面积相对大些，房间也宽敞些，但留给学生活动的场所，还是极其有限。除厕所之外，所有的角落都是先生目光涉及的范围。于是，厕所就成了小孩子放松神经，活动筋骨的唯一场所，大小便，是学生们监禁中暂时的解放。
陈方在一班同学中年龄最大，也最淘气，每天的早晨，他总要大小便十二三次，出出进进，很招人注意，其他小一点的同学也跟着群起效仿。
厕所的后墙很矮，一窜就能过去，翻过墙去，就是一片花木草丛，这里才是孩子们真正想去和要去的地方。
到了这里，有的是忙着折枝腊梅花，细细观赏，有的急着在地上找蝉蜕，寻求收获的喜悦，也有的是捉了苍蝇喂蚂蚁，要的是感官的刺激。同学们到厕所去的人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会在书房里大声喊叫：“人都到哪里去了？”
每每听到这样的吼声，同学们就像战士接到命令一样，不约而同地收起手中的“小把戏”，有秩序地，一个一个地陆续回去。一同回去是不行的，容易被先生看穿，是要受到惩罚的。
先生面前有一条戒尺，竹制的，二尺有余，但是不轻易使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普通的“方法”是瞪几眼，大声道：“读书！”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气氛浓烈。
自然，先生自己也跟着念书。
先生读书入神，进入如痴如狂状态的时候，也是同学们放松、兴奋的拐点，可以放下书本，不动窝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有的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游戏，有的画画儿，用一种叫做“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荡寇志》和《西游记》里的绣像，是大伙竞相描摹的主要读物。
但这样的时光毕竟是很短暂的，瞬间即逝，一旦被先生发现，将是一番严厉的训斥。再之，在这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也玩不出什么花样，总不及去厕所后面的花木草丛里玩的时间长和痛快。
同学们去厕所的次数一天比一天频繁，有时三五个人一呆就是半天，更有甚的是，有时全屋只剩下先生和矮小瘦弱的郁达夫俩人在那里坚持。
每逢出现这样的场景，先生总是大怒，用戒尺狠狠将带头的陈方痛打一顿，只打得他的手掌心肿的象馒头一样方罢休，而倔强的陈方仍不认错，并曰：管天管地，管不住拉屎放屁。
后来弄得先生无伎可施，不得已，就设下一只“令签”，凡出塾上厕所的人，一定要领取到“令签”才放行，否则是不准出屋的，这样，俩人一同出去，在厕所里捣鬼的弊端算是革去，但这“令签”的争论，又成学生们的娱乐机缘。
陈方的年岁长，个头大，每次争夺“令签”，都是他获胜的机会多，渐渐地他成了一般同学的众矢之的。
生性顽劣，又有组织和领导能力的陈方，无疑是“
私塾里的头脑”人物，像春季同学们逃课去郊游，或装病蒙骗先生去逛街之类的活动，总是先由他发起策划，后由许多虾兵蟹将来演出的。
真相一旦被先生识破，或被其他同学暗中告密，先生的挞伐，无疑，也以落在他一个人头上者居多。又因争夺“令签”的积怨，有几位狡猾的，诡计多端的同学，故意将自身的过错或莫须有的罪名栽赃陷害于他，使他冤枉被打的事情也着实不少。
他明明知道这些“冤枉”的制造者是谁，却不愿意费心劳神地去追究，而有些也实在是辨之不清的，就更不想去辩。诸种因素使然，他就一个人把所有的“罪过”都承担下来，甘愿吃这个哑吧亏，每次替人受过之后，只瞪大两眼，滴落几滴大眼泪，摸摸头上的痛处就了事。
后来，郁达夫由私塾转入春江书院，陈方也因父亲的离职而他迁，彼此再也没有见过面，在《书塾与学堂》一文里他不无遗憾地说到：“这机会大约是永也不会再来了，因为国共分家的当日，在香港仿佛曾听见人说起过他，说他的那一种惨死的样子，简直和杜格纳夫所描写的卢亭，完全是一样。”
从郁达夫“自传”中的这段表述里可知，陈方后来参加了共产党，“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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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流血牺牲。
无论是在罗氏私塾跟着葛宝哉，或是在奎星阁就学于张惠卿，郁达夫一直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聪颖强记，文静好学，而且作业——每天一张的红字纸书写的很清楚，很工整，深得先生的器重。因此，“先生的挞伐”，“杀一儆百”的“戒尺”和教鞭，从没有光顾过他。
少年时代的郁达夫，学习生活并不轻松，在私塾里有严师的督教督学，半点也不敢马虎，否则，便是“戒尺”和教鞭的威严，回到家中，也同样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母亲的巴掌是只认先生的红圈红点，而不认人的。
母亲虽然没有读过书，但检查监督小孩子的学习还是有一套的。
丈夫生前在检查长子郁华的作业时，看的就是先生在作业本上的红圈红点，红圈多就说明字写的好，红点多说明作文字通语顺，先生满意，如若不然，就没有达到先生的要求，必须重写。这一点，是她长期观察后悟出来的。所以，她对小儿子的课外监督，也采用的是这一方法，而且很有成效。
初去罗氏私塾时，郁达夫每天放学回来，母亲必须在油灯下一页一页地检查他的作业，认认真真地数数有几个字是受先生画圈奖励的，红圈多，就喜笑颜开，点头示意，表示鼓励，红圈少，就眉头紧锁，严厉斥责，要他明天加倍努力，争取将更多的红圈带回来。
刚开始时，他对母亲的例行检查还是乐意接受的，并能积极配合，时间一长，就有点不耐烦，说白了，是“心里很有点不服气”。
有一次，母亲检查完他写的大字，见红圈比往日的少了几个，正要教训他几句，谁知，他理也没理，竟拿本书塞过来，自己背转过身，表示要背诵当天的课文给母亲听。这明明是奚落母亲没有文化，是多管闲事，是一种拒绝检查的消极方式，也可以说是示威吧！
让他绝对没有想到的是，母亲可不吃他这一套，劈头盖脸地将其臭骂一顿，顺手掂起一根棍棒，嚷嚷着要将他的腿打断，幸亏他机灵，一看事不妙，撒腿跑进祖母的房间，一头扎在她老人家的怀里，才算躲过一顿棍棒。而后，是乖乖地承认错误，继续接受检查。
这场“管束和反管束”的斗争，并没有使母亲抛弃“严家无败子”的信条，仍坚持既定方针不动摇。
树欲静而风不止。这边的硝烟尚未散去，那边火药味更浓烈的斗争又开始了。
肇事者是二儿子郁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