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虽然荣禄政治生涯的高光时刻在甲午战争之后，但早在光绪四年
（1878）
，荣禄便已跻身从一品，身兼工部尚书、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尽管没有进入军机处，也已成为一时无双的政坛新贵。当时荣禄不过四十出头，这固然因为其善于钻营，又具备相当工作能力，但也建立在其满门为清廷战死的出身之上。
荣禄祖父在新疆平定叛匪而战死，父亲、伯父又同死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咸丰帝因而称其家族为“忠贞世笃”，这样的家庭出身，使其在同光之际的政坛中一往无前，但光绪四年
（1878）
起，荣禄开始碰壁，最终在光绪五年
（1879）
被开缺降级，这既与军机大臣沈桂芬与李鸿藻之间的政治斗争相关，也受荣禄与“宫中”的矛盾影响，《清史稿》记载，荣禄是因为在选用太监问题上，与慈禧产生矛盾。同时，荣禄生活奢靡，时人称，荣禄每日更换朝服，“岁不相复”，其冬季所着貂皮，可以三个月不重复。这样的生活作风，自然容易招致打击。
直
到六年后的光绪十三年
（1887）
二月，荣禄才被再授镶蓝旗蒙古都统，这是由于甲申易枢后醇王的当权，荣禄在同治初年便入职醇王掌握的神机营，与醇王交往甚密。在醇王推动下，荣禄又开始参与皇家事务，十七年
（1891）
，被外放西安将军。光绪二十年
（1894）
，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溃败。之后，
恭亲王奕訢重出
江湖，掌管军机，甲申易枢后形成的政治局势逐渐崩溃，荣禄在此时迎来了新的机遇。
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清廷此时已经开展了包括矿业、铁路在内的大量实政改革，光绪二十一年
（1895）
四月，光绪帝下罪己诏，提出日后朝廷应在练兵、筹饷两事上尽心钻研，不能再墨守成规，相当程度上成为朝野共识。
甲午年九月，荣禄重返京师，管理步军统领衙门，兼总理衙门大臣。后又进入新成立的督办军务处，补为正白旗汉军都统，回归京官编制。督办军务处，本来是统筹军事的战时机构，但战争结束后并未被撤销，分割了军机处与总理衙门的部分职能，依托这一平台，虽未入军机，但荣禄的权势迅速扩张，并开始主导战后的军事改革。
荣禄将湘、淮、毅三军分别裁汰精简，并决定以西法编练新军，其中最突出的成就，便是促成了袁世凯编练新式陆军。袁在天津编练新军，行事专横，引起当地士绅不满，而荣禄竭力保全之，其中颇为戏剧性的，有光绪二十二年
（1896）
四月，御史胡景桂奏参袁世凯练兵克扣军饷一案，后荣禄被派往天津查办此事，调查后，荣禄对袁的练兵成果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袁世凯“于将领中洵为不可多得之员”，又附片称新建陆军为“中国切己自强之至计”，如今“强邻逼处，事急势迫”，若再不变法，则“后患何可设想”。荣禄不仅没有惩处袁，反对其编练新军的成果大加赞赏。
光绪二十三年
（1897）
，戊戌变法的前夕，荣禄又提出一整套为应对外来侵略而设计的军事改革设想，以聂士成、袁世凯、董福祥等军为主体，组建新陆军，又提出各省设武备学堂教授新学，开武备特科从中选拔军事人才，并逐步裁撤旧武科。因为戊戌变法的发生，武备特科未能实行，但在当时，荣禄已经属于廷臣之中首提变法之人，应该说，其对清朝新式陆军的编练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光绪二十四年
（1898）
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下明定国事诏，开始戊戌新政，与此同时，荣禄升为大学士，管理户部，随即又外放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这应是出于加强北洋防务考虑。但京城政局的迅速变化，则把荣禄卷入了一场漩涡之中。
甲午战争后，德国、沙俄又分别强占胶州湾、旅大，这带给光绪帝极大的刺激，开始表现出强烈的西化倾向。自这年正月起，思想趋新的户部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对光绪帝的影响力不断加强，在张荫桓的推荐下，其同乡康有为开始进入光绪帝视野，康此前虽然在士林颇有影响，但此时才得以参与高层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