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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那些照片中，杜昂就像设计师在草图中描绘的那些人物一样优美纤细，体现着那个时代的优雅。但据她回忆，这种姿态随时都要接受最严格的审视。“作为模特，全世界都在盯着你看：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她苦笑着说。舞蹈本就已经给她灌输了一种极度紧绷的自我意识，“作为一名芭蕾舞者，从小到大已经习惯了在镜子前审视自己，一丝一毫都不敢懈怠。”26岁时，她觉得自己已经过了做模特的年纪，于是便移居到了纽约。
作为演员，杜昂的上一部戏是浪漫喜剧：
《伊朗式分手》（Appropriate Behavior），
她在这部影片中饰演了一位伊朗移民，
女儿是双性恋，正在纠结该如何向家人出柜。
“芭蕾舞和模特的职业经历，使我更加渴望拥有自我表达的途径。”她解释说——如今从她的口音中只能听到一点点的法国痕迹，毕竟她在纽约待的时间比在家乡还要长。在她看来，1987年的纽约市中心是个充满创意的、波希米亚式的梦幻之地。“艺术家可以创造自己的世界，我被这种自由所吸引。”她解释道。杜昂的母亲曾经也是位画家，但很早放弃了这项职业。成长过程中，杜昂很喜欢画画，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画自画像了，但她从没想过把绘画当成职业也从没想过去上艺术院校。“小时候我很害羞，永远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于一个不知该如何表达的人来说，绘画只是一种很好的排解方式，它可以帮助我理清楚自己的内心世界。”
在纽约，杜昂遇到了一群自由的创意人士，其中不乏那些正在彻底重塑艺术领域的大艺术家，包括弗朗西斯科·克莱门特（Francesco Clemente）、乔治·孔多（George Condo）、大卫·萨尔（David Salle）、埃里克·菲舍尔（Eric Fischl）和亚历克斯·卡茨（Alex Katz），（这两位都画过杜昂），以及朱利安·施纳贝尔（Julian Schnabel）。杜昂成了施纳贝尔的灵感缪斯和女友。这位艺术家以新表现主义风格而闻名，代表作便是那些在碎盘子上创作的肖像画，除此之外，他的自负也颇为人津津乐道，在向别人介绍自己时，施纳贝尔总是自称“美国最著名的画家”。
“我们都会有疑惑。我们需要假装自己是如此光鲜、
如此完美， 但实际上谁真的会这样想呢？谁也不会。”
“他从没教过我画画，但却在我身上看到了画家的影子。”杜昂说，“他鼓励我把绘画当作职业，成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要知道，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给你这样的鼓励，确实是会很有帮助的。”在他们相处的五年中，杜昂和施纳贝尔一起生活在西村的一处废弃化工厂里，在成立自己的工作室之前，杜昂一直在那里作画。两人找来了一位名叫大卫·雅祖（David Yarthu）的朋友为他们做模特，大卫穿着貂皮斗篷，头戴王冠，站在椅子上，扮成万圣节国王的样子。杜昂选择了一幅八英尺见方的帆布作画，在她的画中，大卫穿着廉价的“华服”，孩子气的双眼中充满了悲伤。来画室拜访施纳贝尔的丹尼斯·霍珀（Dennis Hopper）一眼就爱上了杜昂的这幅画——这便是她售出的第一件作品。从那时起，她就一直喜欢创作大型油画，1990年，杜昂在斯佩罗内·韦斯特沃特画廊（Sperone Westwater Gallery）举办了首次个展，其中展出的便是她在这一时期内创作的12幅巨幅肖像画。
她被人所熟知的身份是模特，是美人，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颇具传奇色彩的艺术家的女友。对她来说，获得关注并不是件难事，尤其是《Vogue》和时尚界，常常对她敞开大门，然而，收获艺术评论界的赞誉却是另一回事。
“20世纪80年代非常崇尚男性气概——人人都想成为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那时候，大多数女艺术家都得把自己打扮得像个男人一样才能被认真对待。我也觉得我必须要淡化自己的模特经历，不让自己过于女性化，我的外表，甚至我的个性都要做出改变，但我不想假装自己是个男人。我只想做真实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