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的儒学有其不同的反应模式。它们在知识类型和话语方式上的区别，形成了迥然有异的变革取向：
“
湖湘士人以经世致用和
‘
帝王之学
’
话语为深层作用背景所形成的洋务引进浪潮，与物质器技层面的第一波变革交相叠合；岭南儒生以神秘主义和再造
‘
政治神话
’
为手段游说皇帝变法，则与制度变革的第二波涌动轨迹颇为合辙；新文化运动与科学观念的变革作为第三波高峰，则几乎为擅长
‘
技术传统
’
的江浙启蒙知识群体所垄断。
”
不同地域的儒学及知识群体为什么会有如此重大的区别，仅仅借助传统的文本分析方法是无法予以圆满回答的。为此，杨念群借鉴了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打通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学科壁垒，不仅比较不同地域儒学的文本意义，且进一步分析文本所赖以产生的不同区域的知识群体，即知识生产的主体、结构、体制和功能，从而建构了一个具有鲜明个人色彩的近代
“
儒学地域化
”
中层理论的假设。
近代儒学对社会变革的反应呈现出地域分化的特点（来源：编者绘）
自杨著出版之后，我在史学界听到了不少议论。有意思的是，不是
“
好得很
”
，就是
“
糟得很
”
，看法截然相反。这是那些风格上有创新、但尚不成熟的学术著作常常遭遇的情形。在我看来，对于杨著的分歧，已经远远超出了该书本身，而涉及到史学界更深层的问题。
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史学，与其他人文学科一样，曾经包裹了一层坚硬的意识形态外壳，成为历次政治运动、政治宣传的附庸和工具。八十年代以来，史学逐步挣脱意识形态的硬壳，还原为史学本身，但也因此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史学危机。不管意识形态史学原来在方法上是多么地机械、简陋，总是提供了一个自成一体的宏大叙事。一旦这套模式解体，将如何阐释历史？整个八十年代都为此而焦虑，希望重构一个替代性的宏大叙事。先是金观涛、刘青峰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引入中国史研究，接着是各种现代化理论横扫学界，费正清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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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模式、列文森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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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模式，都对我们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然而，现在回过头来看，八十年代所建构的，与其说是历史学，倒不如说是历史哲学，各种宏大叙事的范式引进来了，但中国学者自己做出来的成功范例却很少见。没有范例就不足以服人，史学的危机仍然没有解除。
到九十年代，学界风气大变，转向实证化、朴学化，因而为传统史学的东山再起提供了天赐良机。中国是世界上最富史学传统的国家，老祖宗留下来两种悠久的史学传统，一个是《春秋》《资治通鉴》为典范的以古鉴今的教化传统，另一个是乾嘉学派求真求是的考证传统。前者姑且不论，后一个传统到九十年代大大复兴。实际上，即使在意识形态化史学时期，乾嘉的考证传统作为一种功夫论也不曾中断过。意识形态化史学欲一统天下的，是形而上的唯物史观，它并没有自己的功夫论。只要不触动唯物史观的形而上核心，乾嘉传统在功夫论层面还是有自己的生存空间，而且可以为意识形态服务。因而，在这一层面上，乾嘉传统还是通过一代代学人继承了下来。
八十年代以后，当史学摆脱了意识形态的阴影，而新的解释框架暂时又无法提供操作的范例时，乾嘉传统便开始重新发扬光大。此刻，它不仅是一种功夫论，也上升为一种史学观，相信历史是一种客观的实在，史学的使命就是通过对史料的发掘，尽可能真实地揭示这一实在。到九十年代，乾嘉传统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的主流。在史学界大大小小的主流刊物或专业刊物上，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形式化分类或编年史框架的史学论文，对历史的主观释读被挤压到最低的限度，追求客观化、实证化和真实性，成为史学的最高境界。当哲学家、文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正在探索多元的学术话语的时候，历史学家们却是那样地自信，相信只要手握独家资料，就占有了历史真相本身。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对陈寅恪的误解了。作为一代宗师，陈寅恪的史学成就是无庸置疑的。然而，在史学界，却有不少人仅仅在诸如精通多少国外语啦、史料如何熟悉啦、考证本领如何了得啦这类功夫论上崇拜陈寅恪，独独忽略了大师之所以为大，不仅在于上述这些工匠之技，更重要的乃是对历史有大识见。何兆武先生曾深有洞见地指出：
“
陈寅恪先生继之以兰克学派的家法治史，蔚为一代宗师。陈先生曾留学德国多年，惜乎其受兰克学派的熏陶和影响，至今仍未能受到当代治史学者的重视。与人们通常的观念相反，兰克学派决不仅以考籍为尽史学研究之能事。在他们考订史学的背后，是有着他们深厚的世界观和哲学信念作为其指导思想的。所谓
‘
客观如实
’
的那个
‘
如实
’
，乃是指符合他们的世界观和哲学信念的体系。
”
陈寅恪晚年在黄萱的协助下进行研究（来源：thepaper.cn）
何兆武先生的意思很明白：陈寅恪那些精彩的观点，是无法仅仅从所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