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关于本书开头内容
为帮助理解，《剑桥中国古代史》一开始就针对本书所包含之时空框架给出了有用的导引。除了通常见到的目录页、所用插图、凡例、缩写导引以及致谢页以外，两位主编还给出了常见青铜器的精确线图以及标有界标城市和地理特征的现代中国地图。《导论》将本书与20世纪早期中国研究的主要革新和争论联系起来，而且对书中内容和作者们使用的材料作出了有益的评论。在一篇带有前言性质的文章《历法与编年》中，夏含夷简短地回顾了中国的历法编年传统，讨论了《史记》年表给出的年代的某些已知的错误。接着，在一张粗略估计的、传统的、不时地对所有商和西周以及几乎所有主要东周时期的统治者的统治年代作出更正的表格中，他总结出到目前为止比较可靠的编年知识。在另外一篇短文《上古中国的环境》中，通过对距今大约五千年前决定了人类生存环境的地理气候特征及其变化的描述，吉德炜的细致研究对夏含夷的编年研究作出了补充。
关于本书导论
对《剑桥中国古代史》自身的文化背景进行解释是《导论》的主要工作。为此，两位主编对过去一个世纪中考古学给上古中国研究带来的变化作出了评论。尽管他们也提到了顾颉刚和疑古派、诸桥辙次及当代中国学者的贡献，但他们还是把重心放在西方学者是如何革命性地影响了早期历史研究这一点上，将他们自己的著作放在一个可以上溯到沙畹（Édouard Chavannes）、伯希和（PaulPelliot）与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等先驱者为代表的学术传统中。在描述《剑桥中国古代史》的作者们所使用的文化物质遗存的过程中，他们适时地为自己的跨学科的方法作出辩护，从而指出引发目前学者们争论的深层隔阂。毫不奇怪，这些纷争必然跟大家是否愿意赋予文本以权威息息相关。在提到信古派和更早一点的疑古派的对立立场以及信古派的观点时，两位主编没有明显地选边站队，除了断言“难以否定的是，过去一代的考古发现往往是证明而不是推翻了传统文献对上古中国的记载”这一点（原文第10页）。就像两位主编指出的那样，把从现代中国版图内出土的古老的考古层中出土的文物硬说成是原始中国的东西，通常跟站不住脚的片面强调中国文化延续性的观点有关（原文弟13页）。他们自己也承认，这一做法不仅能在“中国官方书写”中找到先例，而且也能在本书作者们所依据的“传统文献记载”中找到先例。两位对此点的讨论极短，而且（可能确有必要）显得模棱两可。然而，考虑到作为《剑桥中国古代史》里唯一对其整体方法论问题作出讨论的地方，此处对“中国”文化的古老以及区域多样性的意义的讨论，暴露出两位主编在这一问题上的根本上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尽管《剑桥中国古代史》各章的作者们对其应对途径各异，其实跟作为文物的文本的地位有关。
关于第一章《有史时代前夜的中国》
本书的第一章《有史时代前夜的中国》由张光直先生撰写，主要介绍了中国地区的史前时代，也就是商代晚期之前人类生活及文明的发展。本章将考古报告内容与基于文献作出的推想相结合，典型地体现了使张光直成为早期中国研究著名人物的诸多品质。本章最好的部份包括东亚大陆智人的出现、大约一万年前开始的人类社会向越来越依赖农业时期的过渡，以及在史前人类石器和陶器遗存中清晰可辨的文化差异。与人类起源于非洲——即在非洲进化出的智人从非洲一路迁徙到世界各地——的假说相比，张光直将大家的注意力转向人类进化的多地区假说，认为从直人到智人的进化发生在多个地区，东亚也在其中（原文第40~42页）。同样，在对农业的讨论中，张光直强调粟和米首先在中国地区培育的可能性。他还简短综述的了辽河流域（兴隆洼、新乐、红山文化）、黄河流域（仰韶、大汶口文化）、长江流域（大溪、马家浜、河姆渡文化）及更南的地区（大坌坑文化）的新石器文化的考古证据。在“中国互动圈的形成和地区文化的发展”部份中，他追述了“原子核假说”——即龙山文化从仰绍文化发展而来并扩散到其他未开化地区的观点——的缘起以及为什么要用能将数个几乎同样古老的文化联系起来的“互动圈”这一概念来代替过去的“原子核假说”。他强调苏秉琦在这一理论模式转换中起到的作用，并以谦卑的坦诚讲述了他在自己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连续数版对自己的观点进行的修正；但他自己的努力对这一理论进步的贡献是决定性的。“互动圈”一词最早由张光直提出；像他指出的那样，这一词也是理解原始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到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中国互动圈可以被恰如其分地称作是中国，因为它成为中国历史展开的舞台，有着界定清晰的演员、事件、动机以及故事线索”（原文第59页）。
本章的最后部份更多的是依赖传统文献证据。在良渚文化的部份，张光直详细讲述了分层社会的出现以及假设的对于诸如璧和琮一类文物的萨满式使用。最后，他把目光转向神话和夏朝历史地位的问题，检视了战国秦汉时期文献中某些有关宇宙发生的相关说法，列举出传说中的主要文化英雄和国王，然后重提他的关于夏朝的理论，即二里头及其他相关遗址的发现代表了历史上的夏代遗存。在这里，以及其后的很多地方，人们期望两位主编当初进行编辑的时候能加上注解，使得相关论点论据得以互相参照，因为本书其他章节在处理二里头文化的时候并不把它当作是夏，比如在一条被索引忽略的参考资料中，二里头显然被看成是代表了商文化的一个时期（原文第899页）；而在对商文化作出最详尽讨论的由罗伯特•贝格利（Robert Bagley）执笔的一章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二里头文化显然不能毫无问题地被归入商文化的范畴，当然更不能跟夏文化划上等号。张光直关于早期萨满教的观点，跟他对夏朝的假说一样，都源于他在社会科学知识（在此为在萨满教方面的比较研究）的支持下对出土文物和传统文献进行调和的努力。张的专著《艺术，神话，礼仪》集中阐述了这一观点，但自1995年以来一直遭到审慎的质疑，而“萨满教”在普通意义上已不可能毫无问题地被援引来解释新石器时期和商代时期的文物。但张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剑桥中国古代史》其他一些章节的做法。张对萨满教和夏的处理可被视为一种即使有争议也令人尊重的解决文献类文物问题的方法：对他而言，即使相对较晚的文本也可以充当解释考古发现的证据，尤其是当解释结果能够迎合像人类学这样的学科里的模型时就更是这样。
关于第二章《语言与书写》
第二章是《语言与书写》，鲍则岳（William G.Boltz）作，代表了一种独特的研究文物遗存的方法。从学科的角度而言，它既不属于考古学也不同于“传统史学”，但在有些时候对二者又均有依赖。作为一名历史语言学家，鲍则岳能够从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知识所及的范围之外提出问题并作出结论。因此，他的贡献是别一种处理文本与文物的例证。围绕“中国语言”和“中国书写系统”，鲍则岳将这一章分成若干小节。在“中国语言”部份，他的讨论围绕蒲立本（Edwin Pulleyblank）提出的相关理论展开；而他的“中国书写系统”部份则主要建立在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国书写系统的起源和早期发展》（The Origin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得出的某些结论的基础之上，而且很多地方是本书的压缩版。
鲍则岳在本章有关中国语言方面的论述比题目所示要高远得多，而且涵盖了大部份已知的关于早期中国所用语言的知识，但同时也并不排斥某些跟汉语无关的语言。首先，他在本章检视了支持汉藏语系假说、南亚语系语言在公元前一千年被中国南方和西南方广泛使用的假说、以及作为印欧语系一支的吐火罗语很早以前就在塔里木盆地地区使用之假说的相关证据。接着，文章聚焦于中国语言早期发展的相关证据，提出了中国语言早期发展三阶段的分期：即甲骨文和商代短篇金文所代表的上古期，周代长篇金文和《诗》、《书》及《周易》早期部份所代表的前古典期②，以及严格意义上由被视为标准散文风格的文本（例如《论语》、《左传》和《孟子》）所代表的古典期。联系最后一个时期，鲍则岳在简述一批深深启发了与简文同数文字的文献批评（“isocolometric” textual criticism）相关的论文的材料的基础上，还描述了竹简作为一种书写材料是如何被使用的（原文第90~91页）。
接下来的两节均建立在蒲立本理论的基础之上，主要基于其对早期汉语词族中的类型学、形态学特征（已失的各种词缀）以及语言发声系统的研究。其对汉语发声系统的研究既包括蒲立本对诗经音系的评估，也包括其更受争议的对上古汉语声系的重建（他假设这一系统是根据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的名字“拼写”的）。鲍则岳对历史语言方面的介绍清晰易懂，尽管熟悉这一领域的学者对其不提不支持蒲立本理论的学者诸如白一平（WilliamBaxter）、塞尔基•斯达鲁斯汀（SergeiStarostin）及其他学者的著作或许会感到遗憾。④本章这一部份比较奇怪的一点，是在讲述形态学和发声系统两部份之间插入了几页让人费解的关于“语言哲学”方面的内容，尤其是关于《论语》、《荀子》论晚墨学派名物学说之处所宣扬的正名思想的内容。这一部份插于此处略显不伦不类，而似乎与倪德卫（DavidNivison）的那章更协调。倪德卫那章虽然既讨论到语言学也讨论到哲学，但并没有涉及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学问题，而且也没有提到鲍则岳所讨论的东西。
“中国书写系统”，也就是该章的第二大部份，是鲍则岳对自己专著的精彩概括。文中，鲍则岳认为中国书写的发明始于公元前1200年左右；他还解释了将书写与某些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区别开来的标准，而且重建了表意系统的演化历史。鲍则岳认为，在这一系统的最早阶段，表意符号（logograph）尚非象形文字（pictograph），因为对表意符号的阅读远不像仅仅认图那么简单。这些表意符号应该更像形意图形（zodi⁃ograph）那样的表示语词的传统图形。在这一进化历程的下一个阶段，也就是多义化（multivalent）阶段，象形标音文字像画谜那样使用或者用于表达双关语义，这就使得书写那些听起来很像象形标音文字所表达词汇的词汇成为可能。再下一步，这一书写系统得到语词多音化（polyphony）的进一步推动，这样，一个图标即可拥有多个与语义而不是语音相联系的读法。到最后，也就是汉语书写的“确定”阶段，当既表意又表音的限定词汇加入进来，以表达多义图标的特定含义时，书写语言就进化成现在的形式。在此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尽管《剑桥中国古代史》包含几条跟金文书法有关的参考资料，但整体上缺少从早期到战国时期关于地区性书法风格及发展的综述。当然，我们并非认为这种遗漏是由鲍则岳造成的。
主编之一鲁惟一
历史语言学家跟“传统史学家”很不同的一点是，对于相同的东西，“传统史学家”会把它看成是看不见的拼图的一部份，并利用想象力来进行解释，而历史语言学家则选择采取科学的方法进行解释。其不同在于两个不同的学科给予研究者的指导方针不同。打个比方，即使历史音韵学家在《诗》韵值的高低上不能达成一致性意见，他们也会在成熟的方法论的框架内，基于公认的音韵变化模式进行讨论，因为他们的的讨论一定与领域内的通用标准相关。历史学家则不同，大部份拒绝接受清楚的方法论的限制或接受其他学科（比如历史哲学或社会科学）的模式；④尽管有待商榷，但总起来说今天的中国上古史学家比其他研究领域的同行要更少约束。从某个角度说，历史学家完全有理由选择他们已经采用的方法，因为他们感兴趣的事实属于特殊而非常规的历史事件。但是，尽管特殊历史事件并不是有规律地发生，研究者自身却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研究。正像考古学家编写的那些章节，鲍则岳关于语言学的这一章也对《剑桥中国古代史》提出了一系列挑战。比如说，中国上古历史学家们能不能就某些东西达成一致，以给自己的研究领域一个限定？再比方说，能不能给某些已知史实一个上限，就像鲍则岳将书写的产生定在商代晚期而不是新石器时代？他们能不能像鲍则岳和其他音韵学家那样，同意历史的重建应建立在当前已知的资料基础上，而同时也给予晚期资料的不同文物价值以认可？还有，他们能否像语言学家那样——比如像蒲立本的干支假设那样——小心地区分开知识和假说的不同之处？的确，除了怎么翻译文本，历史学家还有很多要向语言学家学习的东西。
关于第三章《商代考古》
第三章，《商代考古》，罗伯特•贝格利作，可以视为一篇对中国上古史学家若干痴望的无可辩驳的否认和拒绝之作。本章是对中国地区公元前两千年左右考古遗址发现的综述，包含几乎所有大家期待的东西。贝格利在文中详细描述了中国所有地区的考古文化和遗址类型，既重视像郑州、安阳那样的典型的商代遗址，也不忽视其他并不能那么清楚地跟商联系在一起的文化。但本章对于《剑桥中国古代史》的重要性更在于围绕贝格利对材料的使用这一关键问题上。以传世文献存在年代错误为由，贝格利几乎完全不用传世文献作为证据，而且其仅依据考古材料得出的结论也异乎寻常地简约，因此，这一章就成了《剑桥中国古代史》方法论上最具挑衅性的宣言，其意义远远超出了考古学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