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开普勒
他认为这个理论与古希腊关于天体运动的理论一样复杂，需要几十个圆圈和本轮来描述轨道。它并不比广泛使用的地心系统更加精确，因此也没有太多用处。
正是这种理论上的纯粹让浪漫的开普勒相信，日心说可以更自然地解释行星运动（为什么水星和金星从未远离太阳），以及为什么行星周期会不一致。离太阳近的行星公转周期短，离太阳远的行星公转周期长。
24 岁的开普勒出版了一本书。在书中，他认为行星轨道的形状是由金字塔和立方体组合而成的。他满怀热情地推销自己的书：“有史以来我第一次让这个问题变得广为人知……在这里，我们将看到上帝是如何像人类建筑师一样建立世界的！”当然，他所有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后来，他放弃了其中的大多数观点。但是，开普勒有着数学家的思维方式。他把书寄给了当时欧洲最著名的天文学家第谷，并立即成为第谷的助理。第谷有着自己的行星运动理论，他希望年轻的开普勒能帮助自己证实这一理论。
第谷分配给开普勒的任务是分析火星运动。刚开始计算时，开普勒假设火星在做圆周运动。在当时，圆周运动被认为是足够精确的。先前所有的行星观测家，包括巴比伦人、希腊人、阿拉伯人、欧洲人，也包括哥白尼和第谷，都假设天体在做圆周运动。但是经过 5 年的分析，开普勒依旧无法解释火星轨道与仪器观测值之间的细微差异。这个误差大概是 8 角分，不到圆周 1%的 1/20。他运用了数学技巧，假设了多种行星轨道形状，如圆形、本轮、等分以及偏心等，但他依然无法消除这个细小的误差。因此，开普勒推翻了圆周运动的假设，他认为这个假设是人类臆想的，不是自然规律。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 1609 年出版的《新天文学》中，开普勒说道：“这不可忽略的 8 角分将引领天文学领域的改革。”
在医学、生物学或动物学中，研究对象及其行为的多样性导致这些学科很难存在普适的理论。比如，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理论去同时解释肾脏的功能和猫的行为。然而，行星年复一年地沿着同一轨道运动。因此，我们可以大胆提出假设，并小心求证。
开普勒关于宇宙运动的观点非常激进。椭圆轨道的观点（甚至是轨道的观点）、太阳引力作用的观点、自然规律支配运动的观点、自然轨道的观点， 所有的观点都是崭新的。事实上，是开普勒而不是牛顿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后来，为解释开普勒轨道，牛顿统一了当时存在的一些科学观点。在破除对旧观点的迷信方面，开普勒与 300 年后的爱因斯坦可以说是一致的。当时“以太”被认为是宇宙中一切物体的参考系，但爱因斯坦推翻了这个古老的观点。（他的狭义相对论认为物理规律在任何坐标系中都是等价的， 没有任何例外。）牛顿的远距离作用引力观点认为行星可以对远处的物体施加神秘的力，但爱因斯坦反对这一观点。（他的广义相对论认为物体扭曲了周围的时空从而产生了力。）
爱因斯坦认为开普勒和自己志趣相投。尽管开普勒的观点不被众人认可，但他没有向宗教压迫、贫穷、悲惨的人生低头，还打破了神秘主义思想。爱因斯坦写道：“只有在最大程度上解放自己，打破传统观点的束缚，才有可能做出和开普勒一样的工作。”
和开普勒不同，爱因斯坦的身后有一个支持他的强大科学界。正如本书前面所说，1919 年的日食证实了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对开普勒观点的证实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开普勒发表《火星战争》的几十年后， 天文学家，占星家和航海家才慢慢意识到开普勒的理论远比地心理论更科学。后来，伽利略发现了木星的卫星，威廉·吉尔伯特进行了磁场实验， 胡克提出了万有引力理论，直到牛顿统一了这些科学观点，开普勒的奇思狂想才逐渐被大众接受。我们应该铭记的不仅是他的天文发现，还有他思考问题的新方式：用实验结果检验真理，而不是用权威定义真理。
在开普勒去世后的几十年里，科学方法在 17 世纪的西欧兴起并迅速发展，实验工具的革新引起了人类历史上的最大变革。
在数十万年的时间里，人类的寿命几乎没有变化。1800—2000 年，人类的寿命翻了一番。从 1 世纪到 18 世纪，全球人口每年增长不到 0.1%，而到了 20 世纪中期，这个数字增长了 20 倍。在过去的 2 000 年里，世界人均平均经济产出几乎不变，在 450 美元至 650 美元间浮动。而 1800 年至今，这个数字增加了 1 000%。
西欧的一个小国家——主要是英国，驾驶着奇思狂想的战车统治了全世界。这就是英语取代中文、阿拉伯语或北印度语，成为世界通用语言的原因。
培育奇思狂想的三个前提
现在，让我们回到李约瑟难题：为什么发生在西欧？
我们首先需要把两个经常混为一谈的问题分开：为什么有的经济体在增长，有的经济体在倒退。李约瑟难题是起源，其他的问题是由李约瑟难题演变而来的：为什么部分国家远比其他国家更容易接受新科学观点和新工业技术？
例如，海地的经济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倒退状态，而同一时期多米尼加的人均 GDP 却增长了 5 倍。这两个国家处于同一个岛上。历史无法重演，但人们可以对此做出解释。在种族、文化、气候或者地理位置方面， 海地和多米尼加并无差别。造成这种差别的是两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差异。
李约瑟难题并不是关于海地和多米尼加在近代发生的改变的。它想说明所有奇思狂想的起源。为什么 17 世纪的奇思狂想在西欧出现并迅速发酵， 而当时的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帝国在财富、贸易、教育、早期科学和技术领域已经在世界上领先了近 1 000 年。
在 9—15 世纪的鼎盛时期，伊斯兰世界在数学、天文学、光学、医学以及图书馆、医院、早期教育、天文观测等众多领域领先于中国和西欧， 这也为后来西方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哥白尼使用的很多数学方法都起源于阿拉伯。11 世纪，波斯医生、学者阿维森纳撰写了《医典》，这成为以后 7 个世纪里在欧洲使用得最广泛的医学教科书。
我们可以再一次排除文化、气候以及地理因素造成的影响。如果西欧的文化、气候或者地理因素比中国、伊斯兰世界以及印度更适合科学进步， 那么为什么这些古老文明在经济和技术领域（造纸术、印刷术、磁盘、火炮、运河以及采矿等）领先世界长达数百年？它们的文化不可能发生突变，它们的山脉也不会瞬间被削平。
为了寻找答案，我们在一些行业中寻找，看看是什么催生了奇思狂想。这些行业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熟悉的模式：相态分离的两个市场以及市场间的动态平衡。我们可以将这种模式应用于国家。相较于文化、气候或地理， 我们将会看到促成西方崛起和其他地区衰落的决定性因素。
《相变》
不管是在企业内部还是行业内部，要想促使奇思狂想迅速发展，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1）相态分离：将奇思狂想团队和特许经营团队分开。
（2）动态平衡：组织间可以进行无缝交流。
（3）临界质量：一个大到可以发生质变的团队。
具体到企业，前两个条件即为布什—韦尔准则。第三个条件则与承诺有关。如果企业没有足够的资金雇用优秀的工人，或者资助早期的想法和项目，不管如何设计，奇思狂想团队终将衰败。为了成长壮大，奇思狂想团队需要连锁反应。越成功的实验室越能吸引到人才。发明家和创意家更有动力进行创新，以使团队再上一层楼，接着他们会得到更多的资助。更多的项目和资金则能保证下一步的成功，这就是连锁反应的良性循环。
达到临界质量需要多少个项目？假设任意一个奇思狂想的成功概率是1/10。至少需要 20 个这样的奇思狂想才能保证发生临界反应。（10 个奇思狂想有 65% 的可能性取得至少 1 次成功；20 个奇思狂想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则为 92% 。）
为了了解这三个条件如何适用于公司之间的行业，而不是公司内部， 我们从电影谈起。我们将看到联邦政府如何分离相态。
电影
20 世纪初，来自欧洲的年轻移民、废金属收藏家、皮草商和许多出售小饰品的犹太商贩（其中也有一些是天主教使）盯上了托马斯·爱迪生的新发明——电影。他们购买了爱迪生的设备，租了他拍摄的短片，在戏院和游乐场里展示它们。1931 年，一位作家将新出现的电影与电灯、电话甚至蒸汽机进行了比较：
机械时代的任何发明都没有给人们带来如此广泛的惊奇和兴趣。这个“生动的画面”并不是一种减少劳动力或节省时间的平庸工具，也不是一种为富人创造舒适体验和奢华条件的工具。这是一种能够给普通人带来快乐的浪漫设备。
骗子们带着这股奇妙的浪潮驶向美国，沿途还放纵地播放着爱迪生的电影。他们建立了剧院，聘请作家、各地演员和导演制作自己的电影，以满足这些剧院的需求。爱迪生试图通过他在新泽西州的专利公司来控制或压制他们，他雇用暴徒粉碎设备并烧毁拱廊。于是他们离开西部地区，来到靠近墨西哥的边境，这样，当爱迪生的专利警察出现时，他们就可以带着盗版设备迅速逃离。随后，他们创建了自己的小镇：好莱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