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没有爱好。并不是说我是那种除了勤奋地完成规定的任务之外，不能利用自己的时间做任何事情的工作狂。而是，就我职业范围之外的活动而言，我也无一例外地非常认真地对待它们……创作音乐、听音乐、全神贯注地阅读，这些活动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称它们为爱好，是对它们的嘲弄。（Adorno，2001:188—189）
阿多诺经常被人指责精英主义，因为他采取了“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这种相当激进的区分。在上面的引文中，他对阅读、创作音乐和听音乐
（放心，一定是古典音乐）
的严肃旨趣隐隐地与“更低级”、更逃避现实的文化形式形成对比。我不会在此为这种区分辩护，但我还是希望指出，阿多诺关于人们的时间受到围攻的普遍论断，具有很大的当代意义。
我们可以想想，
标准的八小时工作日在多大程度上将自由时间分割成碎片。
全职工作者的时间体验是一系列快速离散的时间碎片：工作时间和自由时间不断交替，而自由时间仅限于晚上、周末和节假日。当自由时间以这种方式被分割时，阿多诺谴责的那些草率的爱好，就可能成了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唯一能做的事情。少量的自由时间为我们 参与更实质性的自我定义的活动提供的空间极为有限——而这些活动往往需要稳定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无论是专注、奉献、建立社群或者学习新技能
（Lodziak，2002 ：100）
。这种情况的最大受害者是当今典型的忙碌工作者：他们天黑时才乘坐交通工具回家，仍然有电子邮件要回复，经常感觉到筋疲力尽以至于无法与家人进行情感交流，除了睡前喝酒和看电视外，他们不愿意做其他事情。这里的重点并不是说喝酒或看电视是“低级”活动，而是工作者已经被剥夺了选择其他活动的时间和精力。
我们可以在2014年上映的《乐高大电影》中看到阿多诺所说的闲暇时间的堕落的现代表现。这部电影的主角——一个名叫埃米特的普通人——不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都坐在沙发上，听着无脑流行歌曲《一切都很棒》
（相当于乐高世界里的法瑞尔·威廉姆斯的《快乐》）
，看电视广告，还会认真地调台看一部名为《我的裤子在哪里？》的喜剧片。埃米特每天在同一时间洗澡、刷牙和锻炼，通勤路上遇到同样的堵车，和同事进行同样的空洞对话，然后回到家里，去找他最好也是唯一的朋友——一盆盆栽。如果我们愿意忽略这个批判正是资本主义自身文化产业的产物的讽刺事实
（因为本质上这是一个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乐高广告）
，我们会在《乐高大电影》中洞察出现代生活被管理的本质。
阿多诺的自由时间是工作的延续的论点，在21 世纪也发生了字面意义上的转变：随着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等网络技术的兴起，工作渗入了生活当中从前不存在和不受欢迎的地带。梅丽莎·格雷格探讨了对当今的许多雇员来说，工作是如何挣脱工作日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以一种令人不得安宁、永远存在的“待办事项”列表的形式出现。通过对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采访，格雷格揭示了以非共时通讯为最佳设计特征的电子邮件或即时通信等技术，最终对人们产生了全然相反的影响——他们因为无论是否在办公室都要时刻保持在线、积极响应和能被找到而倍感压力
（Gregg，2011）
。职业咨询网站“磨刀石”
（The Grindstone）
上的一篇文章表明，许多专业人士现在已经习惯了随时待命的想法。一位读者写道：
通过手机或Skype 与处于困境或怀有疑问的客户保持联系，能将潜在的危机化解为一次路上的轻微颠簸。客户不会容忍“我在度假”这样的借口。如果我们不能胜任，我的下一个假期将是在家里和我的橡皮鸭洗热水澡。
（Lepore，2012）
就跟他们的笔记本电脑一样，如今那些要求高度投入的组织里的雇员们似乎也必须时刻保持“接入电源”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