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如果把视野放大到整个互联网行业，我们会看到——为大厂高层“背锅”的事件中，高旭的遭遇只是无数打工者的缩影——
这场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的裁员暗潮，涉及腾讯、阿里、滴滴、京东等中国互联网一线大厂，人员优化、中层裁撤，规模动辄成百上千人。
不过对罗拉来说，她不幸又幸运。
4月1日，她入职新公司。
两个月前，她和滴滴外卖部门的大多数人一起，拿到人生中第一笔裁员补偿。
事实上，除了少数内部转岗和主动离职的，几乎整个滴滴外卖的运营和市场全都被拿掉，“除了外卖还在做国际化，留了少量的技术和产品，总体是一次非常大面积的裁员。
”
罗拉在滴滴工作两年多，最开始在专车部门，2018年初内部转岗，跟着领导到外卖新业务部门。
那时美团突然攻入网约车领域，推出美团打车；
滴滴也试图围魏救赵，迅速组建起外卖队伍，推出滴滴外卖。
在专车做久了，罗拉总想着要跳出这个相对“舒适”的区域。
转岗外卖，制定新进城市的市场策略，把控业务和产品进程，在一线直接接触业务目标的工作，让她更有成就感。
与外界的解读，滴滴美团“互杠”不同，在内部，滴滴把外卖业务当作与美团网约车战争的最前线。
“效果还不错，开了几个城市，在资方那边也保住了自己的估值，美团也停战了。
”坊间八卦说，两家老板几次坐下来谈判，甚至惊动马化腾调停，才有今天双方井水不犯河水的局面。
街头的滴滴外卖标识。©东方IC
事实上，“砸”在外卖上的钱不仅仅是人力，还有整个外卖系统的搭建。
当时，滴滴试图以外卖为切入口扩张领域。
罗拉主动转到外卖业务做开城经理， 为滴滴“开疆辟土”。
首座城市已开拓完成，第二座城市的计划刚做完，外卖业务突然停了。
1000多名员工的生计瞬间没了着落。
而在2018年年初转岗前，罗拉还是滴滴最核心业务部门专车的成员。
她的绩效都是A，领导甚至告诉她，不久就可以升职了。
从受到认可的核心业务线离开，义无反顾投入的新项目失败，这种反差让她很失落。
朋友也为她可惜：
“要是当初留在专车就好了。
”
罗拉不知道该做什么，领导让她休假。
那是夏天， 她选了新疆。
靠湖边的毡包、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和不能洗澡的埋怨，让她第一天就打了退堂鼓。
但她看到了日出——阳光透出来的那一刻，她突然觉得没有那么丧了。
“成年人的世界就是这样，你只能去接受它。
”罗拉感慨道。
互联网大厂的泡沫有多大？
这并不重要。
经济好的时候，大厂不会在乎这点小钱，经济不好的时候，“宁裁一部门，不留一拖累”成为大厂度过寒冬的减负方式。
02 “自裁”是唯一出路
某种意义上，互联网企业之所以高效灵活，是因为随时进行的架构调整，但一定程度上，频繁的架构调整也让基层员工饱受其扰。
关于自己“为什么离职”，唐嫣给虎嗅讲了她亲历的故事。
2018年中旬，她去外地出差，三天后回到总部，发现自己的东西“被扔出来了”——从正式工位挪到临时工位，“没有人提前告知我换工位的事。
”
工位不够的问题由来已久。
位于亦庄的京东总部大楼设计之初可容纳15000人，可如今实际办公的人数逼近2万人。
之前的领导在临时工位站着办公快半年，而这任上司在上任两周后，把她“请”了出去，为自己腾位。
“两者相比，高下立见。
” 这事儿在她心里埋下了不满的种子。
唐嫣经历的，其实是京东频繁调整架构、空降部门领导下，再普通不过的一桩事件。
那位来自外企的空降上司总强调自己的身份，喜欢对他表现得很热情且足够尊重的员工，“比如帮他买咖啡、擦桌子这种事情”。
更过分的，一个在部门做了3年核心业务的同事，拒绝新上司提出的“莫名其妙”的事情后，被以合同快到期，不给续约威胁。
在京东的18个月，唐嫣经历了频繁的集团架构调整、内部调整，总共换了五任领导。
“这一年半，我每个月绩效都非常好，但却一直与晋升无缘。
”
去年“618”，她从5月21号的预热开始，整整20天，加班120个小时。
“我在一个月内又加出了一个月来，恨不得都要睡在公司。
”到促销高潮时，她凌晨三四点下班，住在公司提前订好的酒店里，每天睡4个小时。
那个6月，她只按时回过两三次家。
透支身体的加班为她换来了绩效A，以及多张价值观卡。
然而，领导一换，成绩归零，一切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