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群体免疫”策略陷入争议：理性决定还是“物竞天择” | 微思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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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丘吉尔 在《政治的一致性》里坦言：“柏克在一方面来看是个倡导自由的先驱，在另一方面来看是个替权威发声的辩护者。”

回到如今的英国现场，保守党决策的背后游荡着柏克的幽灵，甚至可以说，看似乖张的鲍里斯·约翰逊，其实是保守自由主义的忠实拥护者，一个经过规范保守党训练的老辣政客。自然，他的发言，不过是保守自由主义作用于当今英国的一次次回响。同理，英国防疫策略，遵循的乃是一种保守自由主义的传统。

然而，英国恪守自己的传统，却不能为它的诸多过失（准确来说是刻意的不作为）来谋取正当性。首先在于，英国之所以到如今的局面，是因为政府前期的不作为。在武汉宣布封城、中国防控疫情后的一个月，保守党政府却缺乏对民众的警示，允许大型赛事、集会进行到三月，比如在足球赛场，若非英超球员多人感染，英国甚至在本周还想进行英超比赛，直到阿森纳、切尔西、莱斯特城等多个俱乐部抗议，英超才宣布暂停至四月。一月到三月这段时间，英国政府在掌握资讯的情况下，对疫情消极作为，才导致现在潜在感染人数不可控的局面。与之相对，韩国在有国民感染后，就展开大量病毒排查，严厉呼吁国民自行隔离，在不必封城的情况下，保证了百分之一以下的死亡率。

其次，英国的消极决策本质上仍是一种懒政，缺乏政策的细分、对特定人群的照顾（比如容易得病的老年人口），虽是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却缺乏政治的温情，在政治道德上是需要过问的。与之相对，法国在面对疫情时至少在决策上细分到对失业人口、租户、老龄人口的照顾（参考马克龙的演讲）。

在疫情中，英国政府本可以做到更多、它的职责范围以内的事，但英国政府轻飘飘地用“病毒不可控”、“病毒死亡率极低”等理由推诿了责任，不但给老龄人和社会贫困人口造成更大风险，也不可避免地让英国成为感染者输出大国，增加全球防疫风险。

实际上，英国政府的消极策略，和武汉封城前，12月份武汉官员、湖北官员们的策略是相似的，不同政治下的官僚，在对待人命的态度上却如出一辙，都为了自己所谓的大局，牺牲一部分人（哪怕那只是1%）的生命。 因此， 批评保守党政府，和批评当初湖北官员的立场是一致的。政治利益之外，更要考虑政治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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