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下文将进一步讨论羊欣的道教信仰对于他作为艺术批评家的观念影响。
在二王生前，他们的作品就得以被收藏，这很快就刺激了对二王作品的临摹与仿制。所以从一开始，二王作品的收藏者就面临着作品真实性的鉴定问题。
最早对王羲之个别作品进行鉴定讨论的是陶弘景（
456-536）
，
他本人也是一位出色的书法家，并与梁武帝
（502-549在位）
有一篇著名的讨论书法的通信，即《与梁武帝论书启》。
在这篇论启中，陶弘景对王羲之著名楷书作品《乐毅论》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并由此生发出对王羲之其他楷书作品的怀疑，诸如《黄庭经》和至今还存世的《东方朔画赞》。
陶弘景是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道士，他创立了茅山道教组织，该组织直到唐代都是最有力量的道教流派。
陶弘景是通过收集和仔细观察在宗教冥思状态下写成的手稿从而获得书法经验的，他在这方面的丰富经验也使他具备了判断世俗书法的权威。
二王、羊欣、陶弘景都是二王书法传统形成过程中的决定性人物。查阅他们的传记，人们会发现，道教是他们每个人生活中的基本要素。他们代表了书法传统的三个方面：二王代表的是其书法创作因美学特质与风格创新最终成为书法艺术模范的书法家；羊欣代表的是给书法作品以评价并找到适当的术语来描绘作品的批评家；陶弘景则是建立了真迹作品库，使一种艺术传统最终定型的收藏家与艺术史家。下文将从这三个方面来讨论二王书法传统中的道教因素，不过，在此之前，我们将首先探讨一下书法在道教中所起的作用。
在中国，书写的文字总能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在宗教领域，书写更是扮演着一个重要而奇妙的角色。从已知最早的、用于占卜的甲骨文开始，文字书写就以多种方式扮演着沟通人与超凡世界间的媒介角色。
中国的本土信仰里，包括大众化的及精密而富于组织化的所有宗教仪式中，最典型的特征之一无疑是书写文字被赋予巫术功能。
茅山神启就是书法被用于“人神沟通”的一个例子。
茅山神启的中心人物是与二王同时代的玄士杨羲
（330一386）
，364年至370年间，杨羲经历了一系列玄象并在此期间被授予了神义，在宗教仪式般的亢奋状态中，杨羲记下了这些神义。一个多世纪以后的485年，陶弘景开始收集杨羲的这些手稿。499年，陶弘景完成了对这些神启的评释并辑成《真诰》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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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弘景茅山听笙
群仙图（二） 冊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这些来自上天的信息包括经文、真人传记和一些辅助性的指导，其中的部分文字此前就已为人所知，《真诰》对其进行了修改，使之形式更为准确。例如，杨羲的手稿中提到有一种新版本的《黄庭经》，《真诰》将其称为《内景经》以区别旧版本的《外景经》。这本让人印象深刻的文集被誉为“早期道教运动最完整的档案”“深奥的道教形成期的最高文学成就”。
《真诰》中的大部分文章都记有确切的受诰日期，同时也提供了受诰时多样的环境情况信息。一些从天而降的神仙会在夜晚造访杨羲，而最常来的是一位美丽迷人、穿着精致衣裙的神仙少女，杨羲用笔抄写诰文的时候，神女就坐在杨羲的床上，握着他的手，在一种庄严的氛围里激励他。
杨羲重新誊抄了这些诰文，并将它们传给了许谧
（有时也写成许穆，305-367）
及其子许翙
（341一约370）
。许谧是一位朝廷官员，也是杨羲的赞助人。杨羲是一位性格和蔼又精于书画的人，经许谧的推荐，他后来成为简文帝司马昱
（320-372）
的皇家秘书。而许谧正是和王羲之一道修炼养生饮食的许迈的弟弟。杨羲的一些启诰则是用于指导王羲之的亲戚郗愔的，由此可以推断，二王是了解茅山派的启诰的。
许谧在今天南京南部的茅山地区有一些财产，他在那里建立了一处专门用于讲道的隐秘的木质建筑——静室。他的儿子许翙的最后岁月，是完全作为一个隐士在茅山度过的。茅山从此成为圣山并成为隐士喜欢的居住地。据说，夜访杨羲的真人中，毛氏三兄弟在前汉时期就曾生活在这里。后来，通过结姻与许家结成亲戚的陶弘景也于492年退隐茅山。正是在这里，陶弘景存放并编辑了他收集的杨羲与许氏的全部原稿。因此，发端于这些启诰的宗教运动后来被视为茅山派道教。
《真诰》还包括一些除杨羲以外其他人传播下来的文本。其中就包括那首启诰了艺术批评家羊欣祖父羊权的诗。陶弘景所见的这首诗是杨羲用草书抄写的，他将其编辑为《真诰》的第一篇。因为它的诰言在公元359年就发生了，因此比杨羲第一次受诰早五年。从359年11月10日开始，羊权每月六次受诰于一位天女，她看上去像20岁左右的少女，美貌惊人。从玄士羊权和他的孙子羊欣的家庭关系来看，羊欣无疑也是了解茅山神启的。
为了解释上天的信息是如何通过书法这一媒介传达到凡世的，《真诰》提出了一整套字体理论。
不同类型的字体是有级别之分的，最高层次的是“三元八会之书”，它是最元初的、永恒存在的、并为最高级别天人所使用的字体。
这种字体还派生出一些在超凡世界层次较低的以“云篆天书”为基础的字体，而“云篆天书”还可用于书写符咒。这些神圣字体不容易被凡人所理解。层次再低些的字体则变得具体化与人为化了，“云篆天书”就不得不在外在形式上与已定的字体样式和常人短暂使用过的各种字体保持一致。夜访杨羲的天女是不必自己抄写经文的，所谓“手足犹未尝自有所书”，她们借玄士之手书写。通过杨羲的传抄，元初世界原始、纯正的真书进入了可感知的世界并能为人所理解了。尽管人们能看到的只是“迹”而已。例如，陶弘景就曾经这样评价两段经文：
此题本应是三元八会之书，杨君既究识真字，今作隶字显出之耳。
这种被陶弘景称为隶书的正规书体，指的是新隶，也就是《黄庭经》和《戏鸿堂法帖》所显示的后来所称的楷书。杨羲依据夜访者神示给他的文字仔细转抄而来的文本，可能包括了所有的、不适宜以草体传达的经文和真人传。夜访者也有口头的指导，这些指导显然只能口授而无文字，杨羲是用书写速度很快的草书来记录它们的。直到后来，杨羲已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时，他才将这些草稿转录为标准的字体。此外，他还添加了有关受诰情况的说明，例如他在转录的经文前会加上如下的文字：
陶弘景因此认得杨羲的这两种书体，即草书书体和楷书书体，他说：
杨书中有草、行多儳赡者，皆是受旨时书，既忽遽贵略，后更追忆前语，随复增损之也。有谨正好书者，是更复重起以示长史耳。
许氏父子依次眷抄这些神秘的文稿，有的时候会抄成几个版本。陶弘景声称杨羲与二许的书迹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他在其中看到了上天启迪的作用，他说：
今睹三君迹，一字一画便望影悬了，自思非智艺所及，特天假此监，令有以显悟尔。
最重要的是，陶弘景称赞了杨羲书法超脱于今古的特性，更有趣的是，他将杨的书法与二王的书法做了对比。
三君手迹，杨君书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细，大较虽祖效郗法，笔力规矩，并于二王。而名不显者，当以地微，兼为二王所抑故也。
在中国，利用宗教的灵感以书写占卜
（扶乩）
是一种流传甚广的占卜方式，直到今天，这样的方式还在实践。1972年，笔者就在台湾的一座寺院里亲眼见证了一场占卜扶乩神会，通神者站在桌子前，显然已陷入了一种深深的迷醉中，桌上摆着一个约8厘米见方的盛满沙的浅盒，他手持一根木棍，棍上有一小钩，他就用这个钩子，快速地、狂喜地在沙子上书写了约40分钟。很多时候，他击打沙子的力量很大，以致沙子溅出盒子，飞满屋子，他以动作连续、字迹相连的狂草书写。不时又稍停几分钟，旁边的人随即就用板子扫平沙子。然后，他又会立即重新开始在沙上书写。站在旁边的助手，在认出他写的字时，会大声地读出来，两个誊写员轮流着快速地将所听到的字写出来。
从文献资料看，占卜扶乩神会可以追溯到公元6世纪许多著名的作家如沈括
（1031-1095）
、苏轼
（1037-1011）
都提到过这种活动。据说茅山神启是这种风俗的最早实例，石泰安指出，从社会学角度讲，在迷醉状态中，用小棍在沙上书写，还属于大众宗教的领域，而用笔墨书写则是知识阶层的一个特点。尽管没有比《真诰》更早的历史文献提及过这种占卜扶乩书写，但石泰安却令人相信，茅山神启的书写就是一种更早的、更大众层次的扶乩占卜的改良和升华。
谈到二王的世俗书法，我想先讨论一下
二王书法与茅山派抄经间可能存在的风格联系。
晋代大师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将使用至今的三种书体一一楷书、行书、草书最终定型。虽然这三种书体之间的界限是流动的，但它们却为书法家界定了可能的艺术“光谱”。
人们期待好的书法者应该不止精通一种书体，王羲之被如此推崇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在三种书体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这里所选的《黄庭经》到《十二月帖》是传为二王的几件著名的作品，它们示范了晋代书法家们所实践的书体范围。
首先要讨论的是王羲之三大楷书之一的《黄庭经》
，这种字体是由汉代的旧隶书经过柔和化和精致化发展而来的，每一笔都书写精确。该作品字体方正、结构平衡、笔画间的空间规整。这种书体通常用于正式文本的书写，如儒家经典、佛经、道教经文等，特别是在唐代，为了区别用于书写纪念性石碑的较大的楷书，这种字体也被称为小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