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作为目的和手段的互联网治理
2010年中国国务院信息办公室发布《中国互联网白皮书》，通过提出“互联网管理的中国模式”构想，表明一种全面的互联网控制模式的诞生。白皮书的发表主要针对国际舆论，系统阐明中国政府在互联网发展和治理方面的立场，是中国政府首次正面回应国际舆论对中国网络审查的批评。最近几年，中国互联网治理发生了新的变化。文明治网、宣传和意识形态教育、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网络正能量等等，成为新的治理策略和公共话语。鉴于此，对中国互联网的分析也必须更多关注国家权力的新的、更巧妙的表现形式。
美国政治学者白君竹（Steven Balla）研究的是政府在政策方面的网络咨询和协商，分析的是微博出现之前的案例。他的研究说明，互联网治理既是管理的目标，也是改进政府治理的手段。利用互联网，征求公民对法规草案的反馈意见，正是借助网络实施和改进治理的手段。白君竹研究的是在卫生系统改革这一政策领域的网络议政。鉴于“数字空间的复杂性、多面性”，他没有对互联网的作用进行一般性评估，不去谈论互联网是维护还是改变中国政治体制那类空泛的问题。相反，他聚焦于一个具体的制度机制（institutional mechanism）及其在具体政策领域的应用。
卫生系统改革提案发布上网后，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在网上征求意见。在此期间，网民对卫生系统的改革方案发表了三万多条评论，其中有六千多发表反馈意见的网民，甚至提供了自己的电子邮件地址。白君竹通过对这些网络协商参与者的调查发现，内心相信效绩、有民主倾向的人，相比不具有这些特征的人来说，评论的语气更积极，所提出的问题更有实质性。他认为，这一发现说明卫生系统改革中使用的在线协商机制，使公民接触到了民主原则，体验了利益表达的过程。这是一种有实质性的政治变革，但白君竹同时告诫说，这种变化发生在一个特定的体制框架内，而不是在整个国家层面。
政务微博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在互联网治理方面的重要举措，旨在通过推动政务微博的发展，鼓励政府部门和官员使用微博发布信息，提高政府部门的公共影响力和对社会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施雷格（Jesper Schlæger）和蒋敏（Min Jiang）在他们的文章中指出，“政府”这个概念过于笼统，不能反映政府内部不同部门对社交媒体可能做出的不同反应。
例如，市政府由多个职能部门组成，负责公共安全的部门与负责商业或城市规划的部门职责有所不同。因此，当社会问题在社交媒体上曝光时，应该由哪个部门来处理，即使在政府内部，也并不总是很清楚。两位作者认为，尽管许多地方政府看上去热情地投入了微博政务建设，但政府微博主要还是一种“测试机构”(beta-institutions)。
他们将“测试机构”定义为“供临时使用或试验的一般原则和组织行为”。这一观点抓住了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特点，即它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在改善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之外，这种测试机构使得政府机构能够尝试与公民互动的新方式，建立地方政府与商业ISP之间的新关系。例如，当政府机构在新浪微博注册账号时，他们须得到互联网公司的认证和批准，而不是反过来；它们的帖子被储存在新浪微博的服务器上，而不是存在政府的档案馆里。因此，仅就网络发帖而言，档案存储这一重要职能从地方政府转移到了网络公司。此外，施雷格和蒋敏所调研的市政府，在商业微博平台上对用户数据没有特殊的访问权限，也不存在任何正式的法律途径可以让他们随意获得用户数据。这一结论显然有悖于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中国政府形象。的确，施雷格和蒋敏的研究表明，如果对不同层级上的多种官僚机构不做区分，来泛泛地谈论政府，必然存在诸多局限性。
无论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关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许多研究都承认，被主流媒体边缘化的群体借助网络获得了新的发声机会。很多研究都表明，中国公民努力通过网络实施公共参与、激进主义和抗议来表达他们的观点。其中一些研究专门讨论新浪微博的网络行动。然而，瑞典隆德大学的史雯（Marina Svensson）的研究发现，新浪微博上的个人言论是不平等的，有的人能发声，但很多人被边缘化，不能发声。名人和网络舆论领袖利用他们的社会和文化资本赢得大量粉丝，能发出有影响力的声音。外来务工人员和劳工民间组织则极少活跃于微博，他们用QQ更多。
能否发声关涉到社会承认和认同的问题，压制声音就是拒绝承认。在世界各地，都存在特定群体或议题被极端的观点所压制或不公正地压制的情况。南加州大学的Frazier和张琳对娄婧身份的网络论争的研究，分析的就是网上关于边缘群体的身份政治的论争问题。娄婧是混血，母亲是华人，父亲是非裔美国人。2009年末，当她在上海某个颇受欢迎的音乐比赛电视节目中声称自己是中国人时，引发了网上激烈的辩论。
Frazier和张琳发现，这些争论中既存在普遍的反黑人的种族主义，也有能够包容多元性和差异性价值观的反思话语。除了娄婧的母亲与非裔美国人的关系之外，争论还延伸到了身为中国人的意义、女性与外国人的种族关系，以及中国混血儿童的身份等问题。最后，娄婧之争演变为围绕中国民族身份和中国如何看待异族的全国性辩论。网络上既有对娄婧及其母亲的诋毁，也有来自网民们对娄婧母女的支持。两位作者从中梳理出一个复杂的种族和民族认同故事。
这些关于娄婧的争论，特别是种族主义言论，折射出中国长期存在但很少公开讨论的种族意识形态和行为。此外，两位作者还发现，对娄婧的某些批评来自特定的全球化思想，因为在全球舞台上，对现代化的态度依赖于一套种族话语，其中“非白种人，特别是非洲裔群体，除了被扣上经济、政治落后的帽子之外，还被划分为种族和文化落后的群体。”最后，Frazier 和张琳将娄婧事件归因于大众和网络文化。
娄婧通过在电视上的强大表现来保护自己及其中国身份，成为举国关注的对象，成为全国名人。她的故事也因此成为草根名人养成的新潮流。这种趋势与网络参与文化的兴起相并行，同时也搭上了“美国偶像”类电视节目（如超级女生）的浪潮。这些大众形态，标志着从官方大一统的高傲宣传型媒介，向多声音、多元化的媒介和娱乐场的转变。网络热词或流行语是当代网络文化的独特景观，是全球性的现象。然而，网络热词的内容和意义以及它们的生产与流通手段，却因文化和社会背景而不同。
中国网站上出现的大量网络热词通常是因好玩的网络互动而生，尽管十分盛行，但我们对它们出现的社会背景知之甚少。美国传播学者斯懋熙（Marcella Szablewicz）对“屌丝”一词的研究填补了空白。“屌丝”是2012年兴起的网络热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用来嘲笑社会下层青年的流行语，却作为一种自我嘲弄和自我肯定的形式受到热捧。斯懋熙将这种有趣的词语，与中国社会的不平等和社会流动的局限性联系起来，认为“屌丝”是“一种新的情感认同形式，通过这种形式，人们可以想象和实现替代性的欲望（alternative desires）和社会流动形态。”
为了理解他们的替代性欲望是什么，可以先看看“屌丝”的反义词“高富帅”。“高富帅”表达了当代中国关于财富、地位和高尚生活方式的价值观。而“屌丝”则是对这种主流价值观的嘲讽。斯懋熙认为，“屌丝一词所针砭的对象，是这些正统的、被社会认可的成功模式，它尤其质疑这种模式在当代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实现。”然而，在肯定“屌丝”所包含的批判性的同时，斯懋熙也看到它的内在矛盾，也就是说，它可能会“既挑战又强化传统价值规范”，因为“这一热词对物质财富、人的外貌和性别成见的强调，最终可能会强化它本来要嘲弄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
斯懋熙对欲望政治的分析与人类学者张宁（Ning Zhang）关于驴友社区的网络行动主义的研究相映成趣。虽然张宁没有从阶层和财富角度搭建分析框架，但她指出，驴友社区出现的背景不是互联网，而是日益增长的城市繁荣和休闲娱乐的新生活方式。这些社区的“驴友”需要具备文化品位和基本的物质财富才能从事这类休闲活动。
张宁认为，在活动中，他们发展了一种对社会不公的批判意识，帮助和支持穷人的道德情感。当然，他们的目标只是温和的改变，而不是激进的批评或变革。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类行动主义不会有什么效果，而且背包旅行是休闲性质的，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了网络社区，并因为他们在网上经历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而改变。”因此，如同斯懋熙的文章所揭示的那些自我嘲弄的失败者一样，张宁的民族志研究对背包族的刻画也关涉到政治参与，只不过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
张宁对网络背包社区的研究模糊了在线与离线、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她认为国家和社会是在动态的社会领域中，不断地进行角力和协商。在这一社会领域中，新兴的背包客通过网络社区同时参与线上和线下活动，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来“持续挑战、反抗和质疑权威体系”。在张宁的分析中，网络社区的独特之处不在于它与表面上更真实的“线下世界”之间的区别，而是这些社区的人们如何斡旋于在线和离线空间之间。其结果是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社区生活和公民行动主义，旨在通过同行分享、志愿者工作以及在线和离线慈善来实现社会变革。
澳洲学者许建（Jian Xu）的文章研究的是网络围观。这种新形式的网络活动兴起于新浪微博，引起了传播学者的广泛兴趣，但在英语文献中研究并不多。许建将“围观”定义为“一种由网络促成的政治参与形式，它有助于争议性社会问题进入公众视野，引发公众舆论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他认为，网络围观为普通老百姓创造了一种政治参与形式，用以表达社会不公和监督政治权力。他的文章中一个引人入胜的部分，是对网络围观行为的历史溯源。对历史的追溯，他以鲁迅1919年的小说《药》开篇。鲁迅这篇作品中对漠然围观革命者斩首的人群的描绘，在中国几乎无人不知。对于鲁迅来说，这种公共观看文化代表了普通中国人在传统社会中的无知和被动。许建接着说，中国革命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归功于共产党将这种消极围观的文化，通过推行诸如“诉苦”“批斗”等运动的形式，转化为积极参与的能力。许建认为，作为网络行动主义的一种形式，网络围观的出现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长期的文化、政治实践再创造的结果。
通过追溯其历史渊源，许建说明了网络围观作为一种“积极观众”（active spectatorship）和话语政治的意义和重要性。来自英国的传播学者陈小瑾（Sally Xiaojin Chen）的文章则研究了2013年1月的《南方周末》抗议事件，分析线上和线下的抗议及其互动。如果说许建是基于文明衰落和革命历史的维度分析网络围观，陈小瑾则把网络行动看作是一种有身体在场的行动（embodied action）。她说明这种网上行动，与街头现场的行动一样真实。基于对有关技术和身体（body）的文献的分析，她认为网络身体（online body）也是身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即使只是简单地操作鼠标和键盘加入网络行动，也是身体的动作。”尤为难得的，她通过对《南方周末》抗议事件的分析，深入探讨了线上和线下抗议活动之间的关系。她通过大量访谈和开展网络民族志的参与式观察，发现虽然《南方周末》的编辑和记者积极参与了在线行动，但他们没有将行动扩展到街头，因为很多记者和编辑愿意在体制内谋求变革，不愿采取激进行动。大多数街头抗议者是年轻人，他们是《南方周末》的忠实读者但不是工作人员，没有参加街头抗议的经验。然而正是缺乏这种经验，再加上对于事件过程中微博删贴现象的义愤，才减少了他们的恐惧感，促使他们加入了街头抗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