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文的分析推断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天蓬元帅猪八戒身上确实存在着河伯冯夷的影子。但是有三点必须加以说明：
第一，猪八戒的好色性格在杂剧中已突出的表现，与“河伯娶妇”无关，是以古人关于猪好色的民俗观念为依据的。钱锺书《管锥编》已有评论（参见该书第1册27-28页，第2册724页），此不赘述。
第二，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并不缺少猪头人身的神怪形象。如《山海经·海内经》所记黄帝后代颛顼之父韩流是“豕喙”；《神异经·西荒经》所记颛顼的不才子梼杌是“猪口牙”；《淮南子·地形篇》又记有“豕喙民”，一国的人，嘴巴通像猪。人的脑袋上长着猪的嘴巴，和猪头亦相去不远了。据《楚辞·大招》，上古神话中的刑戮之神蓐收是“豕首纵目”，其形象已近乎猪头人身。洛阳西汉卜千秋墓壁画中绘有“猪头神”（参见萧兵《楚辞与神话》76页），说明当时还有与之相关的传说。《太平广记》卷285引《通幽记·东岩寺僧》所记东山上人役使的“圣者”亦是个猪头人身的怪物，更接近于猪八戒的体貌。（印度佛经故事中的金色猪在唐代画家的笔下变为猪头人身，应是受到了这类神怪形象的影响。）在《西游记》成书前，元代磁州窑唐僧取经枕所画猪八戒已是猪头人身。从时间上看，取经枕与《西游记》杂剧同时，当亦是以金色猪为原型，但从外在体貌上看，则又受到上述神怪形象的影响。这种人猪兼备的体貌，显然比杂剧中金色猪的化身“黑汉子”更加鲜明独特，再赋之以人猪结合的性格，即成为形神一致的文学形象。因此，小说家必然会选择猪头人身式的猪八戒，并让他腆起大肚子，走上西天。当然，自幼喜好“奇闻”，爱读“野言稗史”的吴承恩，也很可能从上古神话、唐人传奇中得到直接的启发。
第三，河伯并非杂剧中“御车将军”猪八戒的原型。龚文云：“吴承恩百回本《西游记》以前，在取经故事中已出现了猪八戒的形象……但是，这已是距吴承恩的时代不远的事了，再往上溯……猪八戒这个艺术形象，祖于古代神话里的神祇——黄河之神河伯冯夷。”这显然是把小说中天蓬元帅猪八戒的原型简单地当作了杂剧中御车将军猪八戒的原型，而无视杂剧中猪八戒的原型——金色猪的存在。
金色猪与杂剧中御车将军猪八戒的关系确实存在，河伯与小说中天蓬元帅猪八戒的关系亦不可否认。但是说金色猪即小说中天蓬元帅猪八戒的原型，或者说河伯也是杂剧中御车将军猪八戒的原型，都同样缺乏切实的根据。杂剧与小说中猪八成身世的明显不同，说明剧作家和小说家的原始依据是不尽相同的。不能仅仅根据时间的先后，视杂剧与小说为直接的传承关系，而将二者的原型简单地等同。上述两种观点的疏漏之处正在于此。事实上、吴承恩并没有沿用金色猪为依据，而是重新为猪八戒确定了一个原型。这既是小说家按照一定的创作意图而进行的主观选择，同时也是释道争雄思潮在猪八戒形象演变过程中的曲折反映。
在杂剧《西游记》等早期取经故事中，孙悟空形象最初都属于道教系统的“修炼猿”（参见张锦池《论孙悟空的血统问题》，《北方论丛》1987年第5期），都有“由道入释”的情节。沙和尚形象到了杂剧《西游记》中才变得清晰。他原是玉皇殿前卷帘大将，为道教仙官，只因“带酒思凡”，而被罚在流沙河，“推沙受罪”，后加入取经队伍，也经历了“由道入释”的过程。这一过程在小说《西游记》中得到突出的表现，并成为小说的整体结构。杂剧中猪八戒的前身是“摩利支天部下御车将军”，本来就是佛门中神，在最初的宗教属性上与孙沙相悖。若不加改动地写进小说，则不能与作品的整体结构协调一致。因此小说家摒弃了杂剧中的金色猪原型，改以河伯为原始依据，重塑了这一神话文学形象。这样，猪八成由佛门神将“御车将军”变为道教仙官“天蓬元帅”，在最初的道教属性、后来的“由道入释”、带罪修行上，便与孙、沙趋于一致，切合了作品的主体结构。另一方面，《西游记》小说中的“由道入释”情节，“正是当初释道二教思想争雄在作品艺术结构上的反映”（参见张锦池《论孙悟空的血统问题》），说明佛教的影响强于道教。猪八戒的原型由金色猪变为河伯，正是为了服从和突出小说中“由道入释”的总体结构。在这一意义上说，也间接反映了释道争雄的思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