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王勉的驳难主要有三点。首先，他认为，赵俪生据此说丁则良“曾失过足”，“岂非即是‘叛国’之别称”，乃“厚诬死者”；其次，他承认，丁则良在英伦确做过华语播音，但播出每在英国零点前后，与中国时差八小时，在英的中国留学生“决不会在此时听广播，某君知有此事，但未足证明他曾听过这种广播”，赵俪生“以想当然的思路下此结论是很不应该的”；最后，他指出，丁则良自承“走了弯路”，乃指1936年发表《学生运动的前途》事，与“在英伦当播音员”根本无关；而丁则良在归国过沪时曾对他自云，“如果再为英国广播公司做事，自觉在职业道德上是不好的，所以未久即辞去这一兼职束装回国”。
鲲西（王勉）：《清华园感旧录》
王勉护友心切，情有可原，但驳难大可商榷。首先，赵俪生虽据此说丁则良“曾失过足”，却从未说其“叛国”，王勉反应有点过度。其次，仅据播音在零点前后，反驳中国留学生决无可能在此时听其广播，无乃苍白无力，留英学生特地收听中国人讲中国事的播音，即便零点前后也在情理之中，更何况焉知这档播音在次晨不会重播呢？2004年，赵俪生编定《桑榆集》，内收《记丁则良君轶事》转述某君（实即西北师院外语教授李学僖）之说，比《篱槿堂自叙》更详：“当时在伦敦的有王崇武，还有丁则良。他
（指李学僖）
说每天早晨打开收音机，有一段Morning Broadcast，是针对刚刚建立的新中国，这段话的撰者和讲者，都是丁则良。”最后，王勉断言丁则良“走了弯路”乃是刊文《学生运动的前途》事，与其在英伦播音并不存在排中律关系。即便他在广播中对新政权有所批评，与他当时及后来归心于新政权既不绝对冲突，也符合终其一生的“爱之切而责之严”的理想主义原则。根据丁则良思想行事的一贯逻辑，作出这番合理解释，或许才是真正“了解之同情”。
鼎革之初的史学得失
丁则良归国过沪，转赴南昌接回妻女，挈家往游杭州西湖，然后回到阔别三年的清华大学，任历史系副教授。在沪期间，他约王勉等在霞飞路DD'S咖啡馆匆匆一晤，相谈欢洽。对王勉所提时局疑惑，他以海外所见指陈辨析，让王勉深感“无以胜之”。得知他已改治苏俄革命史，王勉虽惋惜他“对于宋史既已有良好的开端”，却也认为，“具有如此的学识和外文，今日能治此科者舍则良其谁能胜任”。这年，他三十五岁。
回国不久，丁则良便加入民盟，与同校雷海宗、潘光旦、王乃樑等师友过往频密。其后七八年间，他在教学科研上异乎寻常地投入。据其长女回忆，他总是研究到半夜两点还不睡觉，甚至多次因工作而忘却与妻儿同看演出的约定。凭借着清华与联大的学术积累，兼之英伦留学的锐意汲取，丁则良进入了学术发皇期。一颗史学明星冉冉升起。不妨简述他在这一期间的学术经历与史学业绩。
1950年，丁则良在清华与周一良合开中国通史，他为历史系编辑了三册《宋代土地问题史料选辑》，在清华、北大两校历史系联合举行的教学讨论会上作《宋代土地问题》的报告，发表了《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起义的性质》，这些都应是他联大时期宋史研究旧库存的新出炉。为配合抗美援朝，他发表了《358年前的援朝抗日战争》与《美帝是怎样助日侵华的？》。这年，作为编委，丁则良与张政烺、杨生茂、李光璧、孙作云与关德栋等发起创办了《历史教学》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