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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人境庐诗草笺注》建国后版本对1936年版除了上述删改外，是否还有别的删改？粗略地比对两个版本可以发现，在黄诗提及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运动的笺注中，1957年及后来的版本对1936年版做出了较大更动，此事未见钱先生在2000年跋语中提及，兹举两例以明之。
《人境庐诗草笺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卷一《乙丑十一月避乱大埔三河墟》，1936年版在诗题注引《清史稿·穆宗纪》云：“同治四年十一月庚辰，粤匪陷嘉应。”又在“尚有群蛙乱跳鸣”句下引《嘉应州志》：“同治三年甲子，官军克复金陵。发逆余党汪海洋、李世贤、丁大洋、林伯焘窜扰江闽粤三省边界，众号百万，所至辄陷城邑，州属之平远、长乐皆先后失守，镇平失守者凡三。”又引《国史·左宗棠传》：“十月海洋陷广东嘉应州，宗棠奏言：‘发逆仅一汪海洋而广东患，气在惠潮嘉三郡，海洋回窜，土匪散勇多附之。’”来笺释写作背景。1957年版题注，删去了《清史稿·穆宗纪》的表述，换成了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汪海洋传》：“乙丑十五年五月，入广东境，破清军于镇平，进攻嘉应州。八月，清将康国器来攻。镇平陷。海洋走平远。九月，趋江西。清军拒之。复由江西入广东，破平和，走连平。越山入兴宁。所过城邑，辄绕道疾趋。旬日间走数百里。十月，突袭嘉应州，克之。清军还救不及。左宗棠檄各路清军来围，嘉应州城环水，其南曰河南，海洋以重兵驻之。又南曰小密、曰芹菜洋，地皆险要，清军独缺围，不扎一营。海洋即由芹菜洋倾城出战，大败清军。宗棠急扼三河坝，三河者，大小靖溪及雁石溪所汇也，其地崇山絶涧，为潮州要冲。”又将“尚有群蛙乱跳鸣”句下注作了简化，删去了《国史·左宗棠传》的引述，《嘉应州志》中的引文也将“官军克复金陵。发逆余党”“州属之平远、长乐皆先后失守，镇平失守者凡三”数句删去。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的材料，较之原引几处描述该战役的文字更详细。但更重要的是，他是站在太平天国军队的立场上写作的，传统政治话语中将太平天国描述为“贼”“发逆”的表述被全数替换了。
再举一个黄诗提到义和团运动的例子。卷十《初闻京师义和团事感赋》，1936年版题注引《清史稿·德宗纪》：“光绪二十六年正月，拳匪起山东，号‘义和拳会’……夏四月庚寅，义和拳入京师。”末句“未知盗首定何谁”则引李希圣《庚子传信录》、罗惇曧《庚子国变记》中的相关内容，到了1957年版，题注引《清史稿·德宗纪》，仅“夏四月庚寅，义和拳入京师”一句。“未知盗首定何谁”句，则将李希圣《庚子传信录》和罗惇曧《庚子国变记》中的内容全部删去，换成了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义和团入京后，声势大张。清政府任命载勋、刚毅统率义和团，企图干涉团民行动。但重要事件，载勋等不能作主。仍请坛中大师兄焚表烧香，载勋等不能干预。”最后又加了一段“案”：“公度对义和团运动，采取仇视态度，称之为盗为匪，盖当时地主阶级、买办阶级、资产阶级对义和团都采取反对态度……历史条件与阶级立场使然。”与前举删改太平天国相关注文的方式如出一辙，将原引文献中站在清廷立场，有关义和团文字的负面表述删去，有些地方则换成了站在义和团立场上说话的、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中叙述的相关记载。最后甚至还加了一段案语，表明黄遵宪对义和团态度乃是“历史条件与阶级立场使然”。纵观1957年版《人境庐诗草笺注》中涉及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笺注的删改，大致方向都是一致的，即将原注中对太平天国称“发逆”、义和团称“拳匪”以及对二者污蔑的表述尽数删去，补充了大量站在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立场上说话的《太平天国史稿》《中国近代史》的相关内容。
那么，这种删改是如何形成的？依照200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跋语所言，该书在1957年由上海的古典文学出版社、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多次重印”，诸序“俱被重印本删去，注中所引曾国藩日记及诗句亦被删去，其他笺注内容，颇多更易”，则似乎这些删改皆是应出版社的要求，而始作俑者就是重新出版该书的古典文学出版社。真实的情况确实如此吗？结合当时一些史料、档案，细绎该书出版的过程，似乎问题并非那么简单。
《夏承焘日记》1954年7月26日载：“发新文艺出版社片，介绍钱仲联《人境庐诗笺注》。”可知《人境庐诗草笺注》在建国后，曾由夏承焘先生介绍给古典文学出版社前身，也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的新文艺出版社古典组。但夏先生日记1954年9月9日又说：“接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函……谓仲联《人境庐诗笺》正征求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意。”则《人境庐诗草笺注》的稿件，又曾到过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1954年，除了新文艺出版社与夏承焘先生接洽外，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在稍后向夏先生约过稿，并询问长远的选题计划
（具体可参看拙作《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出版的前情》，载《书城》2025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