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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的意象曾多次出现在尹秀珍的作品中。英国艺术评论家凯伦·史密斯
（Karen Smith）
早在1990年代就与尹秀珍相熟，在她的记忆中，“2003年北京798刚起步时，还没多少钱可以做展览，小尹就敢做飞机这么大的作品了，当时感觉太震撼了！”
浸淫中国当代艺术三十余年，凯伦能说流利的中文，形容尹秀珍的作品，她多次使用“震撼”这样的词语。“来到‘刺天’这个展览，从规模、震撼度来说，我觉得尹秀珍太了不得了！今天很多人在谈艺术创作，我觉得：一个是兴趣点，一个是好奇心，一个要愿意动手做事儿，还有一个是要愿意付出，我们看尹秀珍一路的创作，你会发现，她是真正的艺术家。”
1963年，尹秀珍生于北京一个工人家庭，母亲在国棉厂上班，姐姐喜欢画画。受家人影响，她从小画画，也爱缝纫和编织的手工活。1981年高中毕业后，尹秀珍进入一家建筑公司担任室内美工。决心报考艺术院校的她白天上班、夜间备考，1985年，她被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录取。在众多同学中，后来同为艺术家的宋冬成为她的终身伴侣。
“她平时不太愿意说自己的作品，我们聊天，她总说艺术作品有自己的语言。观看尹秀珍的整个展览，你会发现她使用的媒材很多，她更愿意用材质这样一种感知性的东西去表达。”宋冬最佩服妻子的，是她锐敏的“感知力”。
尹秀珍的当代艺术实践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1985年11月，美国波普艺术先驱罗伯特·劳申伯格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大型个展，刚进油画系求学的尹秀珍和宋冬前往观展，那些废旧报纸、轮胎、麻袋、罐头铺就的“出格”作品，震动了他们原先对艺术的认知。1994年，尹秀珍决定放弃架上绘画。“当时我不再画画，开始使用手头能找到的随便什么材料来创作艺术作品。”
尹秀珍最早的非绘画“实验”，已显示出她对材料、形状和颜色非同寻常的敏感。1994年，她和朋友们骑车去京郊游玩，创作了作品《离树》：围绕着一棵树，她放置了几十个盛满水的瓷碗，然后用细绳将它们连在一起，在大地上布下一幅朦胧的“迷宫阵”。次年，她又用数根细麻绳将一棵歪斜的树“织”成了一把自然的竖琴，取名《树琴》，“大自然成为调琴师，风使琴树鸣唱。音律与自然共存。每个游人都可以成为演奏者。”
尹秀珍常以她的创作追问人的生存境遇、人如何“诗意地栖居大地之上”。1994年，她从成都被污染的河流中抽出10立方米的水，将它们制成冰块，然后带回河岸。两天内，她邀请路人用清水来“冲洗”这些脏污的冰块，孩子们想舔这些冰块，老人们想把冰块带回去降温，还有诗人们在一旁朗诵……众人都参与了这次行为，最终努力将冰块“洗”没了，水又重回河中。尹秀珍这次著名的行为和装置作品《洗河》，成为了中国最早的环境艺术作品之一。1996年，尹秀珍用大量一次性筷子支起一只只装满水的透明塑料袋，在拉萨完成了另一件装置作品《活水》，再次将创作议题指向自然生态。
批评家侯瀚如在作品《洗河》中觉察到“一种在面对大规模城市化和环境恶化时无力为自由生活争取空间的自嘲”，但巫鸿认为，“讽刺或自嘲在尹秀珍的艺术里仅具有次要意义。总的来说，她希望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环境和历史的记忆，以及对自我认知的真挚关怀。”
▲艺术家宋冬、尹秀珍夫妇在工作室，他们身后和旁边是各自的作品 图/本刊记者 梁辰
衣服是人的第二张皮，
将不同经历“缝补”起来
“刺天”展览现场，巨型《飞行器》上焊着一根底圈直径约2米、高达15米的中空铁棒，这个火箭般的装置《刺天》直冲穹顶，朝4个方向行进，最后探入玫瑰花窗般绚烂夺目的《补天》：那是尹秀珍用收集来的一千多件旧衣“缝补”而成的“彩天”，与底下裸露的金属骨架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
尹秀珍的“刺天”之旅，源于若干年前的“拼天”和“补天”。2015年，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她曾受邀参与环保艺术项目，收集不同国家的人穿过的各种蓝色旧衣，完成作品《拼一片天空》；2020年年末，尹秀珍还在香港举办了个展“补天”，“蔓延的病毒仿佛把天戳了个洞，我们需要重新缝合被撕裂的世界，拼出一片有温度的天空。”
为什么使用旧衣服做材料？“因为我对人的经历感兴趣。我认为‘衣服’是人的第二张皮，它有表情、有语言，它与时代、历史有关。”
印刻个人经历的旧衣私物，是尹秀珍最重要的创作物料。早在1995年，她就用自己的旧衣服创作代表作《衣箱》，这件装置其实是一个安静肃穆的行为表演的成果：在北京当代美术馆的空间里，尹秀珍整理出从小到大穿过的衣服，把每件衣服折成平整的长方形，小心翼翼地放入父亲亲手制作的木衣箱中，最后往里灌入水泥将其封死。“《衣箱》中的衣服是我30年来穿过的，上面有我的经历、我的记忆和时代的印痕。”
旧衣封存箱中，记忆仿佛凝固成一个器皿，成为时代的纪念碑。最初，尹秀珍主要围绕自身经验创作，随着时间推移，她转向搜集不同人的“经历”。“将不同人不同的经历用作品汇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集体’，在作品下隐藏着‘集体潜意识’。”
在2007年的装置《集体潜意识》中，她改造了一辆蓝色迷你小巴：车被切成两半，中间联以一条旧衣做成的风箱般的通道，人们步入这个空间，沐浴在五彩光线中，耳畔响起熟悉的老歌……1980年代中国经济起飞，面包车曾是富裕、独立的象征。“那个年代，如果你能打‘面的’或开自己的‘小面’，你就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为唤醒某种公共记忆，尹秀珍用四百多件旧衣服把车拉长，将一辆“小面”改造成15米长的“公共汽车”，结果就像她形容的，成了“一个集体理想主义和压抑现实主义的混合体”。
30年来，尹秀珍不断收集来自不同国家的无数人的“经历”
（旧衣服）
创作，承载个人记忆的旧物经由她的组合拼贴，勾画出一幅幅时代更迭中的集体剪影。
2008年，她用旧衣创作《内省腔》，从外部观看，那是一个由粉色衣服缝合的子宫，观众步入其中，可透过空间内部的镜子重新审视自身；2016年，《缓释》在莫斯科展出，她从当地收集了总面积超过200平方米的旧衣，手工缝制成一颗直径4.5米、长12米的巨型胶囊，给焦躁的时代服下一剂“安定”；2017年创作《木马》时，尹秀珍以女儿为模特，呈现了一个女孩抱头俯冲的紧张瞬间——这是飞机遇险时乘客的自救姿势。两年后，尹秀珍将这件超大体量的巨型装置和另一件作品《无处着落》带到第58届威尼斯双年展军械库现场，传递她对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同一架飞机上的人面临未来困境的忧思。
“前几天展览闭幕前，我们带长辈来上海看展览，尹秀珍九十多岁的母亲坐在轮椅上，我们推着她，她一下子热泪盈眶。”在宋冬眼里，尹秀珍创作这些旧衣“缝补”的巨作，很大程度上受到母亲的影响。“她妈妈早年是国棉三厂的职工，做缝纫的，尹秀珍早期创作《可携带的城市》那些作品时，她妈妈还和她一起缝，虽然不懂，但很支持她。我问她：妈，你为什么哭？她说：我就觉得这孩子真不容易！我想到她从小到大，那时跟我说要去学这个艺术，我到现在也不了解艺术是什么，但看到这么大地方展出这么多东西，受触动了。”
“我感觉这辈子都在忙搬家”
2007年，尹秀珍创作了一件微型装置《125cm3》：在一块极小的混凝土块上，她用自己剪下的手指甲种出一片“草坪”，她描述水泥和指甲两种材质的结合，引发了“一丝挠心的欢愉和隐隐的痛”，私人化的小作由此产生了某种深邃的庄严感——“她可以存放掌中，但在心中的重量却如磐石。”
尹秀珍与水泥的渊源，也许可以追溯至她1980年代在建筑公司的经历。1996年的装置《水泥鞋》，来自她对那个年代的观察，当时她所生活的北京城处处在拆迁，遍地水泥瓦砾。她发现，人走过那些弃瓦碎砾总会踮着脚，小心翼翼的。“虽然每双鞋走过的路不一样，但大家闻过的空气，都是一样的水泥灰味儿。”于是，她从亲友那里收集了二十来双旧鞋，往鞋里灌上水泥，用细麻绳吊起排成一列，绳上悬挂弹簧秤，显示它们的重量。“鞋里的水泥替代了肉做的身体。和鞋一起，它象征了这个时代的‘重量’。”
水泥，这种凝重的灰色材质，在尹秀珍的作品中成了时间与蜕变的隐喻。“我喜欢看干水泥粉是如何变化的——如果把它放在那里不管，它自己就会吸收空气中的湿气，表面逐渐变硬。”
1996年制作装置《废都》，尹秀珍用了4吨重的干水泥粉，将她从家中和街头拆迁捡来的个人物品覆盖住，占据了首都师范大学美术馆300平方米的空间——尽管遭到馆方抗议，她还是坚持把水泥粉倾进展厅。尹秀珍用这件作品封存了自小在北京胡同长大的记忆，她将水泥视作“这个变革大时代的代表元素”。
宋冬回忆，当年创作《废都》，尹秀珍搬出家里4把藤椅，那是他俩最早的共同财产。“有个东西她特别感兴趣：藤椅往上堆了水泥干粉，它会像筛子一样漏下，完了上面呈现一个个小鼓包，她觉得这种粉末的流动感里存着些美学的东西，这种对材质的特殊认识，也启发了她这次创作《繁尘》。”
2024年创作装置《繁尘》，尹秀珍在小小的空间内布满直径两厘米的钢筋“线”，随后选取生活中的各种粉末：水泥粉、金属粉、面粉、药粉、花粉、辣椒粉、化妆粉、高岭土……将它们堆在这些硬“线”上，试图以精微的嗅觉唤起人们的日常记忆。“‘繁尘’一词有多重含义，既指繁华的都市生活，也象征尘世和现实，又是渺小与繁多的比喻。无论何种物质，其粉末都是‘尘’。”
尹秀珍与宋冬都是艺术家，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他们的创作却跳出了传统“夫妻档”的捆绑模式，更像是一场持续的艺术实验。“其实有时候聊得太多，就会有厌恶的感觉，然后必须停下，不能再说了，再说就没法过了，毕竟你跟别人可以下次不合作，但两口子还要过日子。”尹秀珍半开玩笑地坦诚道，“因为意见不同，针对一个东西，他要这么做，我要那么做，争执不下，最后我们就想出了个办法：把东西分成两等份，你去做你的，我去做我的，你也别跟我说你做什么，我也不告诉你我做什么，然后一下特别轻松，还有种神秘感，就期待他到底做的什么？等展览开幕时再拿出来。我觉得这样既解决了矛盾，还让生活有趣、有意思。”
自2001年起，尹秀珍和宋冬开启“筷道”合作模式，他们将婚姻隐喻为一双筷子，两者分开时独立平等，结合起来无所不能。《筷道》首展时，他们各自“秘密”创作后拿出成果：宋冬的铜制“金箍棒”闪着金属光泽充满力量感，尹秀珍则缝制了一个装满海绵日用品的长条黑布袋，最终发现，布口袋恰好能裹住金箍棒，形成“以柔克刚”的趣味对话。宋冬解释道，“作为各自独立的艺术家，我们有时没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所以才有了‘筷道’，但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做展览，肯定会互相帮忙，像这次‘刺天’布展，我就是她的工人，但不参与创作。”
“刺天”展览历时近3个月，从开幕至闭幕，对尹秀珍的约访推进极其缓慢，她鲜少回复消息，除了工作，就在搬家。采访时，她抱歉地“诉苦”道：“我感觉这辈子都在忙搬家。”她和宋冬不喜扎堆，两人将工作室搬到北京六环外的郊区，室外就是果园和菜地，村里人并不知道这里住着蜚声国际的艺术家，“新冠疫情前，在昌平的邻居都以为我俩是收破烂的，现在搬来这里，也跟做贼似的，我不让摄影师拍门口，村里人问起，我都说这边是存放东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