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7月24日，北京国务院通电各省，征求对于召集临时参议院的意见。据说，这份文电是梁启超的手笔。这封通电，先是说明恢复旧国会为不可能，并援引唐继尧督军的“破甑之喻”，说明旧国会威信已失，最后特别引用陆荣廷改组国会的主张，申论“非先有临时参议院不可”。 然而，社会舆论对于梁启超要求召集临时参议院的极端主张，深以为异，批评梁氏因“一部分之利益与感情，置国家根本法于不顾”。 后来，段祺瑞依梁启超计，改组旧国会，成立新国会。新国会实际由安福系王揖唐所控制，因此又称安福国会，研究系被边缘化。研究系被皖系所抛弃，遂与亲近皖系的安福系、旧交通系成为政敌。正如李剑农所言：“故在研究系召集临时参议院的主张，是因为要贯彻改造国会的目的，与煽动督军团干宪的目的前后是一致的，谁知这个问题是一具不能开的死锁。后来国会虽然被他们在北方强迫改造了，却又被安福系所盘踞；安福系的骄横恶劣，竟超过他们所目为暴徒的无数倍；而南方又始终不承认他们的改造，遂演成长时期的纷争惨剧。”
南北对峙局面形成后，北方的冯段因统一问题发生分歧。总统冯国璋主张和平统一，总理段祺瑞坚持武力征南，双方各执一端，势同水火。1917年底，段祺瑞在川湘方面用兵失败，武力征南政策遭到非议。同年11月17日，直系督军曹锟、王占元、李纯、陈光远等联名通电，主张与西南和平解决，并声明愿作调人。 据此消息，时在北京政府陆军部任职的徐永昌判断，“段内阁将倒，南北似有调停之机”。11月20日，总统冯国璋准段祺瑞辞去国务总理职务，以汪大燮暂代国务总理。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等几位研究系阁员也随段氏去职，段内阁瓦解。12月1日，冯国璋任命直隶籍同乡王士珍为国务总理。王士珍也是主和派，颇赞成冯国璋的和平统一政策。这就是冯段之争的第一幕。冯段之争直接导致北洋系内部的分裂，而无兵无权的研究系既然已经被段派所排斥，现在也与冯派貌合神离，实际处于一种不尴不尬的第三方境地。
在北方直皖两系的斗争中，日本站在皖系一边，压制和打击直系，而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对南方发动战争的一系列作法，又得到了日本的支持。1918年2月3日，徐树铮致电各省督军，指出：“我北军权势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芝揆
（指段祺瑞）
去职，彼邦时相问询，称以各省不挽留为疑。……寺内已训令渠系内有力诸要人，并达林公使谓段虽暂时去职，北系实力并无堕落，此后对支方针，仍认定东海、合肥为政局之中心，遇事力尽友谊援助等语。” 3月20日，西原龟三奉日本政府之命访问段祺瑞，力促段祺瑞出山组阁，西原说：“阁下既已握有兵力，只需掌握权力，倘若财力不足，本人可设法资助。如欲为日中友好奠基，舍今日又待何时，切勿失此千载难遇之良机，毅然拟定计划，出任总理。” 与此同时，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也会见大总统冯国璋，表示日本政府对北方政局的态度，劝告北洋各派应团结一致，解决政局纠纷。 在此期间，徐树铮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秘密联络，引奉军入关，进驻直隶。 一则声援皖系，一则威逼冯氏。3月19日，段派督军又发出一道联名威胁的通电，要求段祺瑞组阁。
在这内外压力之下，冯国璋不得不与段祺瑞暂时妥协。1918年3月23日，王士珍辞职，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这是段祺瑞第三次组阁。段祺瑞此次成功组阁，日本和奉系是其外援，而其内援则是皖系将领以及曹汝霖为首的新交通系。曹汝霖在段祺瑞内阁中身兼交通总长和财政总长两个“肥缺”，这实在令被排斥出局的梁启超的研究系人士艳羡不已。故而，洞悉时局内幕的北洋军人徐永昌说：“今日名流自知无分，故梁
（启超）
著书，汤
（化龙）
出洋，此所谓灰心丧气。”
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之后，为继续推行其武力征南计划，立即与日本联络，秘密进行中日军事协定交涉。既然皖系段祺瑞以日本为靠山，那么直系冯国璋势必寻求英美的支持，双方都在借助外力。冯国璋的心腹爱将、江苏督军李纯是典型的亲美派，冯的亲美深受其影响。早在1917年12月12日，李纯在给冯国璋的密函中，建议“应与英、美相互提携”，以便借助英美之力抵制日本。李纯与英美人士交往向来密切，他手下的顾问和秘书人员，几乎全是受美式教育者，李与美国人时常往来。所以，当时上海竟有舆论认为，李纯的态度“完全为美国人所左右”。 因此，冯段之争的结果，最终促使皖系与直系各寻外援，加剧北洋派内争的国际化。
皖系军阀与日本政府进行中日军事协定交涉
（当时报纸称之为“中日新交涉”，以别于1915年的二十一条交涉）
，是互取所需。日本希望通过中日“同盟”的方式进一步巩固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而皖系则希望利用日本提供的军事援助，推行其武力统一中国的计划。
拉拢皖系军阀，日本蓄谋已久。早在1917年11月14日，皖系干将靳云鹏、曲同丰前往日本参观日本陆军大演习时，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参谋次长田中义一和西原龟三等人即向靳、曲二人游说，提议中日“有必要加强日中军事合作，以防止德国势力东侵”。 1918年2月1日，田中义一致电坂西利八郎，指示坂西与段祺瑞接洽军事同盟事项。 次日，坂西回电报告，他已经和参战督办段祺瑞及陆军总长段芝贵“寻求某种机会以个人名义向章公使极力陈述军事协同的必要性，并让他
（章）
向大总统冯国璋报告。这正是不拘泥于形式的做法”，但是，“敝人已与段祺瑞、段芝贵等人已经拟定大体计划”。2月5日，田中义一向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提议，中日两国应迅速谋取“军事上的共同行动，防止德国势力东渐，维持东亚和平”。 2月14日国务会议上，外交总长陆征祥陈述了俄国远东局势以及德奥势力东渐的情况，说明此际中国方面为了自卫，需加强边境的警备，尤其是东三省的警备要更加完善。陆征祥认为“中日协同合作”是必要的，全体阁员没有什么异议。王士珍总理决定与冯国璋总统熟商“中日军事结盟问题”。 2月16日，国务会议继续对西伯利亚防卫及中日结盟问题进行讨论，仍没有达成具体意见。随后，陆征祥等人亲自访问段祺瑞，征询段的意见。段说：“此问题很紧急，不容耽误。此问题是外交总长专管事项，因此你
（陆征祥）
应作为主要责任人，促成中日达成军事协定”。
随后，坂西利八郎、青木宣纯等日本顾问分别向冯国璋、王士珍疏通。2月19日，青木宣纯拜访冯国璋，探询冯氏对于中日军事结盟的意见，冯表示“他从内心非常赞成，特别是在今日中国国内混乱之际，一旦与外国发生冲突时，中国能够依赖的唯有日本”。 2月22日，冯国璋对坂西说，“参战督办决不仅仅是为了出兵法国而设立的，是为了参战而发生国际性军事事件而设立的。至于中日应否结盟，完全是政府的事情，而不是段祺瑞参战督办一个人的事情”，据此，坂西认为“现在，从表面上看，冯段两派相互倾轧，日甚一日，几近破裂”。 日方和段派不断地向冯国璋施加压力。冯氏无可奈何，但他提出一条反建议，即把中日军事合作限制在中国国境之外，以搪塞日本的催逼。2月22日，北京政府致电驻日公使章宗祥，指出：“今日馆迭派员探询对于俄边境紧急情形，中国是否愿与日提携，共同干涉；青木中将并谒见主座。经面告以华境内事，中国自行处理；华境外事宜，可与日本共同处理。”
由于冯国璋及王士珍的拖延，中日军事协定交涉进展缓慢。在此期间，中国北方政局发生变化。3月23日，段祺瑞再任国务总理之后，中日军事协定交涉进入新阶段。此前一日，经段祺瑞授意，北京政府参谋总长荫昌等人将精心准备的《预筹中日联合出兵防俄条拟》呈报大总统冯国璋，以“俄国内乱，影响东亚，德、奥俘虏，又复东侵”为由，提议中国“与日本联合出兵共同防俄”。3月25日，驻日公使章宗祥致函日本外相本野一郎，按照日本条件提出中日共同防敌要求：“中国政府鉴于目下时局，依左列纲领与贵国政府协同处置，信为贵我两国之必要。茲依本国政府之训令，特行贵国政府提议，本使深为荣幸。”有关具体条件，由中日双方指定的军事委员讨论议定。换文后，日本即通过坂西将日方拟定的草案交给靳云鹏，双方在此基础上进行讨论修正。
然而，就在中日军事协定谈判刚刚展开之际，其内幕就被泄露出去，直接导致中国留日学生发起反对中日军事结盟的抗议运动。根据日方要求，谈判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在交涉过程中，其内幕仍不时为中外报刊所揭露。3月22日，京津《泰晤士报》以《日本对华劝告》为题，透露了中日共同防敌换文的内容。 3月26日，上海《大陆报》也发布类似报道。4月2日，研究系喉舌《晨钟报》刊文呼吁国人注意日本“对我之重要新交涉”。4月23日，上海37个商民团体以及全国商会联合会纷纷通电，表示反对。
此项谈判内容的泄密，显然是有人故意为之。中日军事协定谈判是在冯、段之争的政治背景下进行的，所以皖系方面认为总统冯国璋是此次中日新交涉被泄密的罪魁祸首。5月16日，中日正式签署《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5月19日又签订《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在段派看来，中日军事协定的签署，也有万不得已的隐衷。5月17日，徐树铮密电段祺瑞，指出：“今与东邦幸缔此约，为嘉为怨，即难断言，而关联较深，则无疑义。盼其嘉，则必极意经营以希惠助。虑其怨，亦必小心翼翼以遏怒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