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想起M的励志故事，他第一次带团时，上海也是最后一站，来自挪威的客人用最后一顿正餐时很不开心，因为这次来中国没吃到北京烤鸭这道名菜。餐厅做不出烤鸭，也没时间再换地方了。M情急之下叫了10几盒烤鸭外卖送到酒店，外卖小哥则由M的父亲临时出演，客人回到酒店看到烤鸭惊喜加感动得拥抱M，回国后立即写了封热情洋溢的表扬信。M就此成了旅行社的风云人物，一时间恨不得好团都让他上，因为“客人交给他，放心。”
受M鼓舞的我在超市、二手市场、居民区附近等一切可能的地域搜寻了几个小时后，终于赶在九点半打烊前找到了蒸笼。不知名小路上的一家卖竹子制品的手工店，小小的店面4、5平米的样子，墙壁和屋顶上挂满了竹篾编织的各种竹篓，我抬头看见了青色微黄的蒸笼，暗暗地心喜。老板正打算关门，于是15块钱成交。
第二天老太太们要回国了，我早早地捧着蒸笼到酒店献宝，妹妹客气地收下这份礼物，再无言语。到机场办完登机互道再见时，德国老太太交给我整整齐齐对折再对折的纸。走出机场打开一看，是一张评估表，其他内容都记不清了，只记得评估表最下方对导游的评价：有“优秀、良好、一般、差”四个选项，在“一般”外赫然画着一个醒目的圆。
我以为看错了，用力瞪大双眼，那个圈挑衅地围在“一般”外面，像一个眼白多过眼黑的大眼珠，我心底叹了一声，默默把纸沿着原来的折痕小心地折了回去，这份评估表我一直没有交回旅行社。
我没有失落太久，确切地说是没有时间失落，因为第二天又要接待新的客人，源源不断的游客充填了数不清的昼夜，直到冬天入境游的淡季来临，才能得以喘息。从十一月底到三月初这段时间，好像才是真正的生活，工作两三天接着休息十来天，唯一的缺点是：没有收入。
客人爱听哪些故事
当别人知道我是导游时，随之而来的总是艳羡的目光和夸张的语气。
“你真开心，能免费到处玩。”
“没少拿回扣吧。”
“哇！下次出去玩找你……什么？你没去过婺源……徽杭古道、三清山都没去过？那你都导哪里啊？”
我总是无言以对，腼腆地笑笑。他们说的都没错。持导游证在全国的景点参观可享受免费，部分景点需要带团队并出具旅行社盖章的行程单（就是工作时免费，自己去要掏钱）。回扣也真没少拿。
至于导哪里，基本是最大众化的旅游线路。一般参团的入境客人在中国一共十几天，玩北京、西安、上海三个城市，最多加一个桂林，平均每一地只有三四天的时间，通常是不会有时间去城市以外更远的地方，时间宽裕一点的会在苏州、杭州和水乡逗留几日。少数小众的团队会走得更远一些，上峨眉、看乐山大佛、走香格里拉、进藏等等，每一地都由当地的地接社接待，配一名地陪作为当地导游，如果是10人以上的团队通常会有1名领队（客源国委派）或1名全陪（第一组团社委派）。我就是负责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地陪。
我发现，导游讲解如果只是讲书上有的知识，比如黄浦江有多长源头是淀山湖，外滩有52座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群”的大楼、和平饭店南楼是曾经的沙逊大厦、东方明珠的“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寓意，是很难持续获取游客的注意力，原本注视我的眼神开始涣散、扭头看窗外，甚至闭上眼打瞌睡，于是慢慢地我学会了讲故事。
“石库门里弄”是客人喜欢听的故事之一。浦东摩天楼下的北外滩待拆迁的破旧房子、泰康路田子坊里老式旧居改建的艺术小铺、咖啡馆和摄影工作室和头顶二楼窗下居民挂起的“坚决禁止噪音扰民”的横幅、或者是新天地石库门“屋里厢”展示馆，都是可以让游客了解上海人旧时及现在的生活环境的侧写。
里弄狭窄纵深，多为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坡形屋顶常带有天窗，红砖外墙，弄口是中国传统的牌楼。两扇实心黑漆木门，配有铜质门环。门楣做成传统砖雕青瓦顶门头，二楼有出挑的阳台，中式风格与欧洲联排式风格相结合。二楼阳台和亭子间窗外挂满黑白灰蓝的内衣裤袜，老人们坐在弄堂里抽烟聊天。旧上海的七十二家房客已成过去，到今天为止在这样的石库门房子的每一个门洞里还住着若干户普通上海人家，他们共用着仅有的一套煤卫、阳台，甚至更旧一些的房子地下污水管道没有铺设，至今使用马桶或痰盂。至于隔音之差，也是一家吵架，半个弄堂都能听见。对于本地居民来说翻身的机会是“动迁”，市中心20、30平米的蜗居能够置换到内环百八十平的三居室，甚至可以换外环两三套公寓，从社会底层一跃跻身中产阶层。这些对于本地人来说再平常不过的细节总能让客人啧啧称奇。
关心历史政治的严肃型游客更愿意听我讲父亲经历的故事。父亲上山下乡时念高中，排行老大的他插队落户到了安徽，在农村的泥地里插秧锄地，顺便给同样饥饿的蚂蟥喂饱了一腿肚子的血，干完一天农活，晚上点煤油灯看托尔斯泰、雨果是最幸福的时刻。
十年后，政策改变，知青可以回城了，可父亲被告知需要满足一个条件，家中爷爷或奶奶有一方必须放弃职工资格，由父亲顶替，面临职工资格和父亲回城两者之间，爷爷奶奶经过慎重考虑后，父亲再一次成为了被放弃的那一个。他在淮南小城的农村合作信用社谋得一职，认识了前去存款的母亲，又通过出借《战争与和平》、《红与黑》俘获了母亲的心。
我出生以后，政策又一次改变，知青子女可以返沪，于是10岁的我来到上海，寄居爷爷奶奶家，乡下人摇身一变城里人。估计在国外没怎么听过“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故事，也没有类似《孽债》的英文版连续剧，我的故事虽没有讲完，客人却报以掌声，甚至有一位教授邀请我去美国某大学做演讲，我当然厚颜地答应，只是再也没有收到正式的邀请函，暗地里吐了一口气，我也只会讲这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