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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过了一年多，时任治多县委副书记的杰桑·索南达杰在可可西里太阳湖畔抓捕盗猎分子时中弹牺牲，年仅40岁。
他的外甥秋培扎西回忆说，舅舅牺牲后正赶上春节，整个治多县沉浸在一片寂静之中，没有听到一声鞭炮响。
如今，每次在海拔4768米的昆仑山口索南达杰烈士纪念碑前路过时，巡山队员们都会特意下车向他的塑像献哈达、敬青稞酒、向空中抛撒象征吉祥的风马旗。
不惜以生命换取生命，可可西里人对高原的爱如此深切。
1996年，可可西里省级自然保护区挂牌成立。第二年，保护区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扛起了历史的重任。
管理局决定在青藏公路沿线设立保护站，封锁盗猎分子出入。然而，组织巡山队深入可可西里腹地巡山，则是反盗猎最管用、但也最原始的手段。
“刚开始进可可西里，我们很长时间连一只野生动物都看不见。大家心里都有点凉，说是不是都被盗猎分子打完了。”老队员才旦桑周说，“一直到第三天，我们才看到4、5只动物。”
此后，国家不断加大对可可西里保护力度，青藏公路沿线的不冻泉站、索南达杰站、五道梁站、沱沱河站以及位于可可西里腹地藏羚羊“大产房”的卓乃湖站5个保护站逐步建立完善，并明确了反盗猎盗采的巡山制度。
可可西里的生态在一天天好转。
“十年前，我刚来可可西里工作的时候，游客都是问我‘藏羚羊在哪里、藏羚羊长什么样’，我们只能把照片给他们看。现在不同了，游客会说‘我见到十只了’‘这是公羊还是母羊’。”索南达杰保护站副站长龙周才加说，“这让我觉得自己的工作特别有成就感。”
现如今，可可西里已经恢复宁静。龙周才加和同事们仍然坚持每月进山巡护一趟，严密防范盗猎盗采案件。
更多时间，他们就在保护站工作——保护湿地林地、监测和救助野生动物、为来保护站的游客进行生态保护讲解等，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尤其夏季，藏羚羊产仔和回迁时，要为藏羚羊安全迁徙保驾护航，是他们最忙碌的季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棋局中，国家保护可可西里的力度空前加大。
这是可可西里保护史上值得铭记的时刻——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指出，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他明确提出，青海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必须担负起保护三江源、保护“中华水塔”的重大责任。
此前，2015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可可西里作为三江源的一部分被纳入更好的保护。这种新的保护形式，将把三江源国家公园建成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示范区，三江源共建共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先行区，青藏高原大自然保护展示和生态文化传承区。
同时，为构建协同保护大格局，可可西里还打破地域限制，与西藏羌塘、新疆阿尔金山等自然保护区建立跨区域联合执法机制，协同打击生态违法活动。
2006年至今的十几年里，可可西里再没有响起枪声，境内藏羚羊逐步恢复至6万余只。
昔日满目疮痍的盗猎之地，如今成为高原物种基因库。可可西里现有哺乳动物31种，鸟类60种，鱼类6种，爬行类1种，其中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共24种。
监测数据显示，可可西里荒漠面积不断减少。
不惮风霜苦与辛，惟信山川不负人。
可可西里以自身的实践证明，对自然以敬意就会获得公平的回报。
精神厚土——从热爱到执着，坚守的使命不断传递与延伸
索南达杰牺牲后的第二年，秋培扎西的父亲、时任玉树藏族自治州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扎巴多杰申请去可可西里，接管巡山队的工作。
父亲原想让大儿子去可可西里工作，小儿子秋培扎西留在母亲身边。但受舅舅和父亲的影响，秋培扎西从小就对可可西里充满向往。
大学毕业后，秋培扎西进入治多县森林公安局工作。尽管这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但他心里那个念头却越来越强烈——追随父亲，去远离县城的可可西里工作。
几次向领导申请后，2009年的一个借调机会，秋培扎西终于来到父辈奉献了热血和生命的可可西里。
看着这里的山山水水，他觉得自己回到了家。
如今，他是卓乃湖保护站站长，哥哥普措才仁是沱沱河保护站站长。“我和哥哥结伴而行，来到了保护可可西里的前沿和原点。”
从二十多年前的巡山队到现在保护区管理局，两代可可西里人选择坚守在这4.5万平方公里的净土。
保护任务异常艰巨。即便是现在，管理局处于历史上最兵强马壮的阶段，全局也只有80多名工作人员。
有正式编制的只有37人，其中近三分之一的人因为年龄或身体疾病不能上站、进山参加巡护任务。其余50多人是管理局以生态管护员的名义聘用的。
这些人，有退伍军人，有刚中学毕业的学生，还有一些人像秋培扎西一样，从别的单位来的。怀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他们来了可可西里，就留在了这里。
平时，工作人员分批倒班到保护站上工作，一去就是十天或者半个月。不上保护站时，他们也很难有机会能在格尔木的管理局机关长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