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是匈牙利裔犹太人，今年86岁。二战结束后，我成为美国公民。很早我就领教了哪种政治体制胜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1944年，希特勒德国占领匈牙利，这是一段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经历。若非家父深知局势的严重性，我大概早已灰飞烟灭了。他为自己的家庭和其他许多犹太人伪造了身份；在他的帮助下，大部分人活了下来。
1947年，我逃离了共产主义匈牙利，来到英国。作为一名伦敦经济学院学生，我受到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影响，并以可错性和反身性为基础发展出我自己的哲学。我区分两种政治体制：第一种体制是人民选择领袖，领袖应该保护选民的利益；第二种体制是统治者操纵臣民以满足统治者的利益。在波普尔的影响下，我将第一种社会称为开放社会，第二种称为封闭社会。
这一分类过于简单。纵观历史，各种不同的程度和变体随处可见，既有运转良好的模式，也有失败国家，还有各种处于不同状态的不同水平的政府。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区分这两种体制类型非常有用。我成为第一种体制的积极推动者和第二种体制的反对者。
我认为，当下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历史时刻。
开放社会处于危机之中，各种形式的封闭社会——从法西斯独裁到流氓国家——纷纷崛起。
这是如何发生的？我能找到的唯一解释是民选领袖没有满足选民的合理期望和愿望，而这一失败导致选民不再对流行的民主和资本主义抱有幻想。很简单，许多人觉得精英偷走了他们的民主。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仅有的超级大国，同等地致力于民主和自由市场原则。此后的重大发展趋势是金融市场全球化，其先锋宣扬全球化增加了全球财富。毕竟，即使赢家补偿输家，他们仍然能够获得不少东西。
这一观点具有误导性，因为它忽视了一个事实：赢家很少甚至从不补偿输家。但潜在的赢家拿出足够多的钱来宣扬这一观点并使它被普遍接受。这是自由企业——或我所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信徒的胜利。
由于金融资本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而极少有发展中国家能够自力更生获得足够资本，因此，全球化势如野火燎原。金融资本能够自由流动，规避税收和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