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如此不正常的家庭环境之中，姐妹三人的本能选择，当然就是千方百计地设法逃离。不论是李娴明知男友薛治贤是一个烂人，依然义无反顾地要和他私奔，或者是李媛在意识到妹妹李婷继续待在深圳只有死路一条，设法安排逃到东莞，还有李媛自己在母亲帮助下断然离家出走，全都应该在这个层面上获得相应的阐释。其中最令人震惊的，就是李顶梁了解到李媛擅自放走李婷后那种兽性大发的不堪状态：“钢丝床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李顶梁采取了李媛最不能反抗的姿势，一下跨坐在她身上，一手压着李媛的两只手，将其交叉着在头顶上方困住，另一手捏着李媛的脸颊肉。”如此一种情形，哪里是一个父亲在对待自己的女儿，这简直就是在对待一个十恶不赦的敌人。其实，关于李顶梁的家庭暴君实质，只需留心一下文本中关于他眼神的一段描写：“但父亲的目光倒像是铁锁，冷而粗重的那种，还生着刺鼻的锈，就这么一看，就把三姐妹捆了个结实。”他在日常生活中独断专行的凶狠状态，自然可想而知。从这个角度说，李媛她们姐妹仨，如果不是侥幸先后逃离原生家庭，根本就不可能开始各自真正的人生。从这个层面上说，小说中关于李媛逃跑场景的描写，就有着非同寻常的象征色彩：“跑，跑，跑。李媛就这么拼了命地全力跑着……她的人生路便是这样的跑，快跑、猛跑、竭尽所能地跑，不停地从某个地方离开，又跑向新的地方去。但有件事是她从来就压抑着不敢想的，就是离开自己的家庭，只跑向一个绝对的自己。”此处“绝对的自己”意味着李媛她们在成功脱离家庭束缚和羁绊之后，一种现代自我独立人格最终得以确立。她们身处如此糟糕、压抑的原生家庭，能从中挣脱出来并走向“绝对的自己”，称得上是一种艰难的成长过程。
然而只有紧接着读完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的“2012年”这部分之后，方才能够明白，《女字旁》绝不仅仅是一部成长叙事小说。前文中曾多次出现过罪案元素：“1985年”苏州部分，少女李媛差点被强暴，建筑系女大学生蒋秀娟被奸杀；“1988年”宁波部分，李媛连同马未、姚颖试图探知自己当年差点被强暴的真相未果，李顶梁和薛治贤大打出手，致使他们一家被迫离开；“1990年”泉州部分，余巧英和李娴脸上各挨了一刀，据说是因为家里“遭了小偷”；到了“1992年”深圳部分，李媛目睹父亲李顶梁试图用尖玻璃去划李婷的脸而被迫报警，张荷冒着暴风雨和李婷一起外出，最终溺毙于游泳池里。以上虽然也都是与暴力、犯罪、案件有关的情节，但是只有读完第一人称叙述的“2012年”之后，将前后两个部分整合在一起，我们才可断言，殳俏的《女字旁》既是一部成长小说，也是一部罪案小说。
话题还是要从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也即李媛的人生转折说起。1992年，李媛好不容易从家庭暴君李顶梁身边脱逃后，幸运地与当年在苏州有过交集的女警钱映霞重逢。一直单身的钱映霞从此和李媛相依为命，给予她足够的人生鼓励，让富有天资的李媛如愿考上北京大学，真正成为“绝对的自己”。大学毕业后，李媛顺利进入《法制日报》社，2012年三十八岁的她，已成为这家报社的主编。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李媛（曾用笔名文真，其间一度更名为钱文真）方才真切认识到足够的勇气在人生过程中的重要：“这时候我就会想起钱阿姨所说的，你需要的是比好运气更厉害的东西，只源于你自身的那股勇气。”问题在于，即使李媛拥有非同寻常的勇气，在后来的日子里，她也不愿轻易触碰青少年时期经历的那段黑暗的岁月。那个时候的李媛，度过了一段短暂的婚姻后，已经离异状态。和她在一起生活的，是五岁的儿子西瓜，还有早已退休的钱阿姨，三人“形成了一个有张有弛的稳定三角形结构”。那一天，西瓜无意间打开了一个铁皮盒子。盒子里装着的，全都是李媛在艰难的成长过程中所使用过的一些旧物事，凝结其中是她不堪回首的历历往事：“我打开一看，每一件都是我的回忆，记载了多得满溢出来的欢乐和痛苦。”看着这个铁盒子，李媛方才彻底明白了家中姐妹和母亲的良苦用心：“她们是最懂我的人，知道我苦于回忆，又需要回忆，所以就把这些替我抢救下来，保存起来”。关键还在于，铁盒子虽然保存下来了，但她却再没打开过，因为“我也充分明白，这铁皮盒子再度打开之时，便是我真正需要面对不堪往事之时”。实际的情形也的确如此，西瓜打开铁皮盒子的行为看似偶然，却因此牵出马未从杭州寄给李媛的那张明信片，进一步牵出了马未当年和李媛的约定。当李媛动意要寻找马未他们，意外发现马未和姚颖早在1988年便失踪了，二十四年过去，失踪案依然毫无进展。一方面，出于对旧人的强烈怀念，另一方面，则是某种重然诺的情怀，再加上这个时候的李媛已经身为《法制日报》的主编，有着职业上的便利条件，既然发现了如此一桩陈年旧案，那她所做出的决定，就一定是试图让这桩陈年旧案的真相可以水落石出。伴随着李媛和好友赵尊警官的联手办案，《女字旁》也就变成了一部罪案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