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流行英剧和女性主义政治丨微思客

女性主义关于传媒的理论学说是在英国文化学的基础上衍生而成的女性主义的认知论和政治。它关注传媒，尤其是作为流行文化的大众传媒里的再现和身份。英美女性主义传媒研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滥觞，在八、九十年代成为女性主义研究及传播学的主流学科之一。早期的女性主义传媒研究产生了诸如“男性的注视”等一系列的用于研究传媒的概念和框架。女性主义学者运用这种框架讨论女性如何在男性注视下被物化，以及叙述如何产生性别的主体性和身份。

这些研究梳理了传媒里的女性形象，并指出女性在传媒里的再现是虚假和有限的，并对女性的社会角色渗透了一种狭隘和刻板的理解。这些学者指出传媒图像里的女性与变化中的社会里的真实女性存在着明显而巨大的文化沟壑。

女性主义学者对大众传媒里的女性的再现做了大量的分析，进而指出这些再现隐含了厌女症、性别的刻板印象、谬误的再现以及低再现(Byerly and Ross 2006, Walters 1995)。针对女性的文化再现的问题，女性主义学者关注意义被制造的方式以及女性被再现的方式，并通过多种方法 ── 比如交叉文本（inter-textual）、多元学科、去父权迷思和为女性主义图像创造文化空间等 ── 按照女性主义政治原则来检视女性与文化再现的关系，以及历史和现实的女性与传媒所再现的这个所谓的“女性”类目的关系（Walters 1995）。

总体上说，早期女性主义传媒学者在关注女性的再现时，大都对传媒所呈现的女性形象充满了愤怒和谴责，并将传媒里的女性再现斥之为对女性的消声、边缘化、琐碎化、物化、以及象征性的抹灭。这些批评的目的是要求传媒和文化产业应该创造正面积极的女性形象，而非将女性仅仅缩减为贤妻良母抑或僭越社会规范道德堕落的“坏女人”。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尤其是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家朱迪思 ・ 巴特勒（Judith But l er）的著作问世以后，女性主义对于性别的理解有所变化。巴特勒（ 2004）认为性别是一种被体现的社会行为的产品，因此她将作为在社会规范内演绎的性别表演性(gender performativity) 理论化。对巴特勒而言，不断重复的性别表演通过无处不在的话语效果自身产生复制，并将权力结构自然化。同时，巴特勒进一步地指出身体是按照“异性恋模型”的社会规范而“有意识地被构成的物质性”，这种物质性体现了文化规范的沉淀性，而性别表演通过这种沉淀性而产生（1988，521）。

图片来源：https://www.thecairoreview.com/q-a/global-trouble/

巴特勒对西方女性主义的走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在思蒂薇门下的时候以及后来到了蒙特利尔，女性主义学者几乎是将她的著作当圣经来读的。女性主义对社会性别的理解产生了一种所谓后结构主义式的变化，从对妇女的传媒再现的批评转移到关注所有社会类目的传媒建构，这些社会类目包括了性别、种族、阶级、以及性取向。因而女性主义将所谓的女性气质的类目与其他类目视为完全是社会性的建构，而传媒在这些建构里扮演了重要角色。女性主义最重要的研究之一就是关注性别、阶级、种族、及性少数等社会类目的交叉的地带，而这样的关注常常令女性主义者为社会的所谓“弱势群体”发声，如女性、社会底层如劳工阶级、少数族裔如亚裔和非裔，以及LGBTQ社群。女性主义传媒研究也特别地关注这些社会群体如何被传媒再现的问题。

当然，在转向后结构主义的方法探讨传媒问题的同时，女性主义仍然继续关注再现，同时女性主义进一步研究传媒风格如何建构再现的方式，比如战后的女性消费者和女性主义主人公（Brunsdon, D'Acci and Spigel 1997）。这些被建构的所谓的女性气质引发了女性主义者思考再现的问题。显然，传统的内容分析模式已不能完全回答女性图像是如何被建构的问题，因而女性主义学者以结构分析来补足内容的分析，并运用不同的方式，比如语意分析来理解意义如何通过传媒再现被制造和传递，再比如交叉文本（intertexuality） 的分析来提供一个女性及女性气质如何被再现的更全面的解释的语境。通过这些方式，女性主义学者不仅检视妇女的传媒再现，同时也关注再现的更大背景的文化制度(Brunsdon 1997)。

因此，对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传媒研究而言，传媒的再现不再仅仅是现实的某种走形的反映，更重要的是，传媒的再现被视作被建构的现实，在这个现实里，特定的释义、主体性以及复合的图像被带入文化的演绎。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所谓“再现”的含义。女性主义所关注的再现，来源于英国文化学理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对文化学理论家而言，再现通过用于交流的语言、图像、和符号表达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它是一种象征性的意义建构以及如何呈现“他者”的实践（Hall 1997, Spivak 1988）。更重要的是，再现是一个意义被制造、文化形成和变迁以及被挑战的一个过程。

按照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理论家斯图沃特 ・ 哈沃尔（Stuart Hall） 的说法，再现通过语言和视觉图像制造并传播意义、价值观和身份；同时，这些被制造的意义是被社会地、历史地及政治地建构起来的。因而传媒的再现绝非中立。再现是一个意义被制造的媒介，通过这个媒介实现权力或统治阶级对社会的控制。因而大众传媒是一个通过创造语意的图像来制造话语以协助权力操控大众的工具。

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的社会大众还不太了解女性主义的真正含义。当前的各级教育机构还没有普遍地将其当作一种可以普及的与社会公正、平等及人权等普世价值相关的社会科学知识。传统上和文化上，中国知识分子有所谓“启蒙”的使命感，但是随着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在经济时代扮演的社会“精英“的角色渐渐褪却，而手握新钱的较为富裕的阶层逐渐垄断了社会大众仰望的视线，因而来自知识分子的传播女性主义的声音当然被各种嘈杂的声音掩盖。

尤其是在传媒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传媒和大众文化的生产者却仍从传统的再现工具箱里掏出陈旧的词汇或图像，将女性继续再现为必须靠竞争而俘获某类男性的身心而获取社会阶梯向上攀登的途径，比如当下流行的所谓宫斗剧以及所谓的“情感剧”和各种社会名流的花边新闻。尽管自建国初期以来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All-China Women's Federation ）已做了很多的社会平等的工作，包括保证性别平等的劳动政策及妇女解放的意识形态宣传，但是，ACWF的作用在以经济为主的“改革开放”年代已经逐渐被边缘化，同时， ACWF 旧有的关于所谓“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框架已经不能跟上新出现的社会性别的问题，更具有挑战性的是传统的对性别角色的理解及性别歧视的意识迅速在经济发展时代反扑归位。

尤其是，在当代中国的消费主义狂潮里，所谓的中产阶级女性将追逐物质和某些文化产品的消费当作自由、精神及所谓社会“精英”的象征，从某种程度上是英国女性主义文化学家安吉拉 ・ 麦克偌比（Angela McRobbie，2009）所批判的后女性主义时代里自认拥有一切的西方“新”女性在“远东”的带有中国特色的回响。而正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曾经以“国家女性主义”面目出现的中国妇联退出其影响社会的角色的之后，中国社会的性别主体性呈现出纷乱的混合，即，所谓“社会主义”的性别意识形态的官方话语、本质论的对社会性别的理解、传统的性别角色和歧视女性的旧意识形态、以及近二十年来席卷社会的消费主义狂潮带来的对女性的新的物化。